紡織行業大量缺工 企業與民工的爭斗戰還剛剛開始

　　春節過后，義烏用工需求缺口10萬人左右。

　　其中，針織行業就占了30%。

　　“最需要擋織工。”義烏市就業管理服務局副局長黃金輝說，盡管月薪3000-4000元，但仍招不到人。

　　同樣，紹興服裝工人缺口也很大，今年春節后有企業招不到工人，就招新手。

　　“技工缺口在10%左右。”佛山紡織行業協會秘書長吳浩亮說，尤其是一些小微、民營企業，“今年春節后返工率只有50%左右。”

　　“整個廣東都缺技工，”中山大學港珠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說，春節之后東莞至少有1/3的外來工沒回來。

　　“過去幾年是技工短缺比較嚴重，但今年普工工資上升比較快，”廣州市人力資源市場中心張寶穎說，2013年廣州普工和技工工資分別上升7.8%-12.5%。

　　民工去哪里了?

　　一位溫州市鞋業公司，本打算在貴陽招700人，但只有80多人達成意向，最后來溫州的也不足10余人。

　　這樣感覺，張寶穎也深有感觸。

　　“去年4月去外地招工難時，我們覺得可能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張寶穎說，但后來發現，湖南、江西等地，都開始打自己的牌，留住民工。

　　的確，東西部民工爭奪戰開始了。

　　“浙江月工資水平為1200元，每天工作11個小時以上;而蘆山縣月工資800多元，每天工作8小時，算下來勞動力價格基本相當。”蘆山通達紡織公司副總經理何生賢說。

　　“農民工回流現象已經出現。”四川省資中縣就業局長張興民說，資中縣到沿海打工比例已由過去80%，縮小到現在的40%。

　　統計局重慶調查總隊一份統計也顯示，重慶農民工到東部地區的人數，較上年減少約7.4%。

　　顯然，東部企業的產業轉移，給他們帶來了機會。

　　廬江縣力拓體育用品公司老總黎納新，就是原先在外打工多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選擇回家創業，生產運動手套。

　　返鄉農民工，則首先成為他的員工。

　　而2009年開始，“我們村辦了服裝廠和磚廠，解決了70多人的就業。”湖南慈利縣零溪鎮象鼻村黨支部書記說向平華。

　　“所謂幸福，是無留守兒童，無空巢老人，夫妻留在家恩愛。”

　　而東部，作為城市外來者，收入微薄，還要付出生活費、住宿費和車費等，卻享受不到住房、醫療、養老保險等城市保障，奮斗幾十年，仍然沒有歸屬感。

　　“在戶籍制度條件下，他們沒有可能沒有保險，只能回老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說，這讓外來務工者不得不回流。

　　其實，西部也早已缺工。

　　比如，陜西省職介中心今年1月份調查發現，監測企業用工滿足率為47.71%，比去年12月減少了1.73個百分點。

　　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比2011年減少34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2%分點。

　　2012年中國勞動力總量出現改革開放以來首次下降，老年人、未成年人總人口比重開始上升，人口紅利窗口加快關閉。

　　“這一跡象預示中國人口負增長時代正在臨近。”北京大學教授陸杰華說，用工緊缺將更加突出。

　　“現在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快且新生兒偏少，40歲以上的勞動力數量較之前多，而30多歲及以下者數量增加較此前少，這是導致部分地區和企業結構性招工難的基礎原因。”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說。

　　而企業需求量大的主要是18至25歲的年輕女工，這部分勞動力總量低速增長的同時，1999年以來的大學擴招，又使每年約500萬名的青年進入大學。

　　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很多不愿到工廠上班，導致“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并存這種奇特現象的出現。

　　其實，隨著年齡結構的變化，生于上世紀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獨生子女們，已經進入勞動力市場，已占到務工者的70%。

　　“中國的第二代民工已登上經濟舞臺。”東莞市勞動局局長莫海明說。

　　顯然，區別于“有工就打”的第一代民工，第二代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是否選擇打工”，“選擇哪個地方打工”，“打什么樣的工”——作為“理性經濟人”選擇更加多元，他們自我價值意識也更為明顯。

　　由此，除了工資福利外，他們對工作環境、發展前途有著比父輩更多的訴求，也不甘心只從事生產一線的辛苦工作。

　　顯然，對這些求職者來說，服裝行業通常意味著勞動時間太長。

　　姚文龍幾年前第一次接觸服裝企業，聽到廠方說“三天一休息”，不免亦喜亦憂：喜則以如此輕松，憂則以能拿多少錢。

　　后來他才明白：所謂休息，是指當天晚上不加班，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讓他感覺到了時間的不自由。{page_break}

　　河南姑娘顧秀云在一家服裝廠，為400件衣服上袖子，每月可拿到1500元;同樣勞動強度的活，她在電子廠的同鄉，月入可達近3000元。

　　“這是一個渴望新知、學習能力強的農村精英群體。”中山大學教授劉林平說。

　　“對待民工荒要轉變思路。”華南師范大學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湛新明說，在產業結構調整的同時，完善勞動力市場，把短工變成成熟的“藍領技工”。

　　而“企業如不能滿足這些年輕人的需求，他們就很容易辭職另謀高就，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長了局部地區出現‘招工難’。”他說。

　　這對企業用工帶來了挑戰，不僅找人難，并且工資高。

　　事實上，2012年各地農民工工資已快速增長。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全年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比上年名義增長12.5%，全年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比上年名義增長16.3%。

　　其實，普工的日薪需要達到100多乃至120元甚至更多。

　　“平均一個產品的成本中35%是勞工成本，勞工成本上升20%的話，公司的整體利潤將下降7%，而近年來每年的勞工成本都上漲20%-30%。”東莞潤田服裝公司總經理洪啟輝說。

　　“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一次性工資增長的承受能力在10%-15%，”理實國際集團(中國)咨詢總監、合伙人李東眉說，中國勞工成本已經持續數年上漲，所以部分企業已經承受不了。”

　　于是，很多企業開始了遷移。

　　“我們1990年從臺灣將工廠遷到廣東，當時工人月薪只需200元左右，”一臺灣灣企業說，如今翻了10多倍，尤其是金融危機后，用工成本上升更加迅猛。”

　　而印尼工人的月薪大約300美元，越南則是250美元左右。

　　產業轉移，也許是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