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

　　雖然我國經濟面臨一些困難和壓力，但是只要正確分析問題，控制和消解風險，把推進改革放在優先地位，堅定有序地落實改革措施，就一定能夠克服困難，提高增長質量、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近年來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中國經濟高增長、低效率，靠大量投資支撐的舊常態已經不可維持。它必然要過渡到“新常態”。

　　那么，新常態具備哪些特征?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大體上在兩點上比較一致：第一，是GDP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甚至中速增長轉變;第二，是經濟發展方式從依靠投資驅動的粗放增長轉向依靠創新驅動的集約增長轉變。

　　應該看到，以上兩者有著很不相同的情況。前一點，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識。至于第二點，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卻是一件尚未實現、有待努力的事情。

　　這樣，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如果增長速度下降過程中效率沒有改善，原來由GDP數量擴張所掩蓋的許多經濟社會矛盾就會暴露出來，而且會造成減速過快，經濟社會矛盾加劇的困境。因此，僅有增長減速而沒有增長質量的提高，并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一種常態。相反，如果能夠在增長減速的同時提高增長的質量，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就能減輕增長減速的沖擊，甚至能夠在中速增長的情況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所以，有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才是符合我們愿望的新常態。

　　大致上從2009年開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時候，流行起一種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取決于消費、投資、凈出口等 “三駕馬車”的需求強度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中國經濟的增長乏力，是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等三項需求不足造成的。只要能夠把需求擴大到足夠的水平，增長就能夠重上臺階。

　　吳敬璉指出，“三駕馬車”分析法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的變形。研究長期增長趨勢更可靠的方法，是對驅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因素，即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生產效率的狀況進行估量。用“三駕馬車”的分析辦法，最后的結論就是進行強刺激，多發鈔票，多上投資項目。但一段時間以來，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效應已經充分顯現。應對經濟減速和結構失衡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所謂索洛余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是說，要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

　　王小魯分析指出，凱恩斯理論實際上有一個假設前提，即假設消費、投資、凈出口三者間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但消費在凱恩斯看來是一個無法由政府調節的變量，凈出口在不考慮貿易保護和匯率、價格干預的情況下也不是政府能夠決定的。因此政府只能通過刺激投資來替代消費不足。但國內外的諸多經驗教訓表明，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之間的替代性是不完全的。在一個經濟體內部，在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之間，必然存在一定的結構平衡關系，并應在中長期保持相對穩定。如果政府持續使用貨幣或財政刺激政策來擴大投資需求以代替消費需求，就可能在一定階段上導致投資過度、結構失衡，使經濟增長面臨更多的困難。

　　青木昌彥則強調指出，比起短期的需求面的要素(比如消費、投資、出口，所謂“三駕馬車”)，更要重視中長期的供給面的各種要素。在新常態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加對人均GDP增長的影響將比以往更加重要。TFP需要通過與各種生產要素的“新結合”才能實現，而這需要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

　　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在當前情況下需要采取的方針，就應當是在采取措施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進改革上。因為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個好的社會經濟體制，才能優化結構、轉變方式，確立由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這種合意的新常態。這也是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精神和實現“十三五”規劃目標的內在要求。

　　我認為，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點。

　　首先，它用錯了分析框架。十分明顯，“三駕馬車”分析法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的變形。如同大家知道的，凱恩斯主義認為，需求的強度決定供給的規模，因此，產出總量等于由消費、投資、財政赤字和凈出口等四項需求構成的社會總需求。不過即使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也只是運用這一理論框架來討論短期經濟問題，把它用來分析長期發展趨勢顯然是用錯了分析框架。

　　其次，由這種分析得出的政策結論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消費、投資、出口需求有多大，歸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觀因素決定的，并不取決于人們的愿望。以進出口為例，它最終取決于整個的國際經濟格局。過去中國對發達國家有大量的凈出口，第一是因為在高消費、高福利導向下，發達國家的儲蓄率很低，在儲蓄和投資之間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從發展中國家凈進口來填補;第二，是因為中國低成本的競爭力很強，能夠在發達國家的凈進口中分到一塊比較大的“蛋糕”。

　　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以后，發達國家去杠桿化，提高了自己的儲蓄率。這樣一來，根據經濟學的“雙缺口模型”，只要發達國家儲蓄跟投資的缺口變小，發展中國家凈出口的可能性也就變小。美國的儲蓄率會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機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另外，隨著中國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中國產品的低成本優勢也在減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額也會降低。

　　此外，消費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們的愿望為轉移的。例如有人說，城市化可以使消費需求提高，因為農民進城以后消費需求會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市化消費需求就會很快增加。這里其實是把消費需求與消費愿望混為一談了。在經濟分析中所說的需求是指有購買能力的需求，有錢做后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勞動者消費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們的收入。而增加勞動者收入的首要辦法，是發展生產，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夠給予補貼，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來的。

　　這樣，每一次出現了速度下降，用“三駕馬車”的分析辦法算來算去，最后的結論就是進行強刺激，多發鈔票，多上投資項目。

　　2009年用4萬億元投資(兩年)、10萬億元貸款進行刺激，雖然造成了增長率的短期回升，但貨幣超發、負債增加等消極后果也同時發生，成為需要長期消化的負擔。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資的辦法刺激經濟，但正面效果愈來愈差，負面效果愈來愈大，這使許多人認識到這不是個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