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與企業家的沖突

中國更多的企業家陷入一種深深的困惑，一方面他們要帶領企業去追求更大的利潤，另一方面作為個人，他們又要實現人生自我的幸福，在這種雙重力量的擠壓下，企業家們是迷失的。可以說，他們至今都是把企業追求的目標與企業家追求的人生目標混為一談。 　　很多時候，他們有意或者無意地默默承受著這種困惑帶來的迷失和災難，一步步走向難以挽救的境地，最終成為人生價值觀念揚棄或轉換的犧牲品。 　　一種可怕的偽驕傲 　　前不久，卷入美國玩具回收案的中國玩具制造商，52歲的香港商人張樹鴻，因為不堪忍受1900萬件玩具被召回的沉重打擊，在公司倉庫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位企業家的生命，竟然就這樣染上了一層以死明志的悲壯。 　　由此我們發現，太多的企業家，將自己捆綁在沉重的企業使命之下，最后在無限的榮光與責任中，耗盡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光。 　　2004年的深秋，在溫州最早發達、擁有顯赫聲名的王均瑤，由于常年負重，積勞成疾，最后不治而亡，就是一個英雄主義者暗無天日的葬禮。 　　就在人們還沒有從王均瑤離世的悲傷中平復過來的時候，第二年的春天，59歲的陳逸飛，出于對藝術和電影的狂熱，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完成了人生最后的著作。結果，卻在一個剛剛應該開始享受最安逸的時光的人生階段，帶著深深的遺憾匆匆離去。 　　這個名單還有很長很長，猝死的彭作義，患胃癌的孫德棣，跳樓的趙恩龍，自縊的徐凱，墜樓的劉殿軍——短短數年，為了企業的光榮與夢想，企業家們透支著自己的生命，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災難。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處于一個四顧茫茫的巨大困惑之中。而這些人，大都對于自身面臨的困惑和窘境，全然不知，或者全然不知如何掙脫出來。 　　如果在過去，我們的社會一定會以此為驕傲，我們的民眾也會為他們流下驕傲的眼淚，但時過境遷，如今的我們除了感傷，除了扼腕，在反思中再不會被一種偽驕傲罩住我們的雙眼。造成這種可怕的偽驕傲除了企業家自身原因，更多的還是我們社會倡導的那種令人擔憂的自殺式奮斗精神，全然不顧人性對社會彰顯出的本源力量，乃至于對社會產生的推動作用。 　　自殺式奮斗精神的終結 　　當我們面對這種自殺式奮斗精神，我們無須再來論證它的合理性和意義，其實關于這種現象的是與非人們早有評說。只是現象給我們的啟示比我們評說起來更讓人回味無窮。 　　一種文化傳統的跨越式延伸，必然會有些曾經的精華化為歷史，那些曾經被忽略的東西，變成為一種普世的價值。 　　曾經，封建社會賴以生存的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導致集權制和皇權的不可侵犯。在當時的時代，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可到了今天的社會，這樣的觀念，反而變成了一種桎梏。 　　離開了專制的土壤，以某一種勢力至上的觀點，就成為了可怕的偏執。可是，被儒家文化深刻浸染的企業家們，很多時候就不自覺地偏執起來，他們固執地去尋求基于權錢勢層面的不斷強大，以此來作為自己的生存意義和價值取向。漸漸地，他們忽略了生命本身應該受到的最起碼的尊重和敬畏，陷入了無休止對財富和權力的爭奪之中。 從中國近百年的社會發展來看，革命和變革的運動一個接著一個，變革就需要犧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是無數先烈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為我們換來了一個和平強大的盛世。在那個時候，革命者的生命雖然平凡，卻異常崇高。他們并不企望什么更加自我的目標，而是懷抱著一個偉大的信仰，用自己弱小的身軀，去爭取革命的勝利，為建立新中國，為自己的后人，留下一片來之不易足以澤福的土地。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的不是直接的經濟財富，但是他們換來了創造財富和發展經濟的社會環境和平臺。如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社會和諧，那些曾經讓我們不惜生命一往無前的理由已經漸漸變成了緬懷，可盡管那樣的人生如此偉大，但我們卻不能簡單地來模仿，從而在和平建設時期，用一種自殺式奮斗精神來無謂地踐踏我們自己的生命。 　　中國傳統中的那些縱橫交錯的權力觀、戰爭年代的使命觀，以及萬世千秋的傳承觀，在這個和平的年代里，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仿佛一件件原本神通廣大的法器，一夜之間讓人們有了更多的憂慮和反思。因為這些一直都被廣大善良民眾珍視的法則，現在看起來，倒真是應該拿到陽光下去折射出多棱的思考角度來。 　　企業追求的目標 　　企業是人類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產物。作為利益組織，討論它的罪惡沒有任何意義。但過去20多年市場經濟的繁榮，讓經濟指標成為一個被過度夸大的評價標準。正如索羅斯所描述的，一切人類價值被簡化為市場價值。以至于對企業家們的社會評價，幾乎完全被對企業的價值評價所替代。企業家和企業被等同起來，而企業家在某種意義上也被視為企業一樣怪獸般地存在：企業家是孤家寡人、企業家個人生活一塌糊涂、企業家是工作狂…… 　　“企業家的任務就是創造利潤，否則就不是好企業家。”經濟學家茅于軾的說法很能代表一種主流的聲音，甚至也是絕大多數企業家對自身的定義。但我們更應當注意到，當做企業的人被稱為“家”的時候，我們談論的其實是角色的專業化：企業家是以經營企業財產為目的的人。也就是說，企業家只是若干職業的一種。而把職業和個人完全等同起來，則是一種初級的、可笑的，這恰恰又是旁觀者和很多企業家們正在犯的錯誤。 　　我們并不鄙夷這種錯誤的發生，實際上我們深刻了解，絕大多數企業家創業的目的，并非是只想變得富有那么單一。很多企業家創立公司要么是出于偶然，要么是因為想證明自己，要么是出于無聊，要么是因為擁有激情，甚至是“我要給他們看看”這么簡單的驅策力。只不過隨著企業的發展，投入太多、犧牲太多，尤其是當企業讓自己成為一個社會英雄之后，企業越來越讓自己魂牽夢縈、欲罷不能。每個企業家都希望自己的企業永續地、健康地發展下去。但即使純粹站在商業經營的角度看，一個離不開創始人的企業，也不可能真正地百年下去。而企業家，也不可能永遠靠企業本身成功下去。 企業是社會的，企業家是一種職業，而職業只能是人生的重要部分，不是人生的根本。 　　企業家追求的人生目標 　　很顯然，企業是一個不折不扣追求利潤的經濟實體，而企業家的人生絕不是追求財富的最大化，由于中國的大多數企業家擁有自己的企業，至少是企業的絕對控股人，所以他們很容易把企業的興衰與自己的人生緊緊相連。一旦企業遭遇不測，他們的人生生活也將轟然倒下。“企業家”已經成為了當下社會最沉重的一個職業，相比其他人群，他們會因為“社會責任”、“職業失敗”而承擔更多的壓力，最終轉化成無可挽回的個人災難。張樹鴻們的自殺就是再生動不過的注腳——當自己把人生和企業緊緊捆綁在一起時，企業的災難就被他們等同于人生的失敗。 　　在很多企業家的心里，依法圖利創造財富的過程，已經成為了他們工作的樂趣，是一種財富的責任，是一種價值追求，企業的利潤就包括了他們的全部靈魂和意義。所以他們把自己的人生意義和企業的目標緊緊相連，不分你我。 　　人類因為消費而創造財富，企業可以沉迷在財富的創造中，但如果一個活生生的人，將自己的人生目標僅僅局限在創造財富上，那么生命的意義究竟在哪里？ 　　財富，家庭，兒女，愛情，權力，名譽，親情，朋友……所有的這些，都構成了企業家一幅豐富多彩絢麗多姿的圖畫。 　 今年春天，觀察亞洲多年的傅高義教授來訪中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認為，三十年經濟變革的成功讓中國正進入百年以來最強盛的時期。對于全民來說，除了盡情享受變革所帶來的繁榮之外，一個重大的考驗是，中國人是否已經學會了如何承受巨大財富所衍生出的種種精神壓力和思想沖擊？很顯然，面對這種壓力和沖擊，率先富足起來的企業家群體是首當其沖的一類人。 　　短期的暴富確實讓我們來不及思考更多的問題，現在我們才驀然發現，財富是解決我們追求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標。企業家孜孜不倦去追求企業的利潤那是一條不歸的路，無窮無盡，自身生活的幸福指數與企業的利潤往往并不成正比。 　　事實上，活著的人很少能夠直面這些感慨，哀樂之外，紅塵萬丈，許多企業家眼里的企業，是自己的心血，是自己的全部，是自己一生的意義所在。沒有人有空停下來問問自己，如果面對生命的戛然而止，生命的意義比企業的大小孰重孰輕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兩害相衡取其輕，愿奮斗中的中國企業家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找到自己生命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