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90后工人的工資單和一家紡織企業的轉型

　　7月6日，浙江琳諾紡織有限公司的車間里，20歲的楊毛低著頭，仔細地將一件羽絨內衣送進縫紉機卡口，隨著一陣密集的機針顫動，這件羽絨內衣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

　　楊毛翻開手邊的筆記本，填滿了一個正字。按照目前的進度，他這個月的工資將超過6月份的2600元，比他去年同期拿到的工資上漲30%。

　　跟楊毛一樣，今年以來，在一輪密集的加薪潮中，浙江多數制造業工人都拿到了比往年更高的工資。

　　浙江省經信委的信息顯示，今年1-5月，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從業人員的月平均工資達到了2115.8元，同比增長16.7%。

　　事實上，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沿海地區幾度經歷用工荒之后，中國經濟距離“劉易斯拐點”(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已經越來越近，勞動力成本上升成為必然趨勢。

　　密集的加薪潮下，紡織、電子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遭遇到了巨大的成本壓力，多年來以低成本優勢占據全球出口市場的中國制造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如何轉變原有的經營模式和發展模式，不僅是一家企業，甚至已成為中國制造業乃至整個中國經濟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在制造業大省浙江，這種轉變的要求顯得更為迫切。

　　工資漲了

　　“一個月能賺到兩千五六，我已經很滿足了。”楊毛笑呵呵地說。

　　去年12月，這個來自河南駐馬店的90后男孩，從蕭山另一家大型紡織企業跳槽到了琳諾紡織。在那家工廠上班時，楊毛每個月拿到手的工資大概在2000元左右，來到琳諾紡織，每月的工資達到2500元以上。

　　在車間里，楊毛是一名普通的流水線車工，負責羽絨內衣的其中一道工序。按照廠里計件制的工資考核標準，工人們做得越多，賺得就越多。

　　即便有這樣的“激勵”，楊毛也不想賺太多的錢。“賺得多，做得也多，那樣太累。”他說。

　　與楊毛的想法不同，今年28歲的李曉懿則希望多賺點錢。上個月，她的工資是2800元，同車間的老公則做到了3000元，都比去年2000元左右的水平提高了不少。

　　“我兒子已經6歲了，必須要多存點錢。”李曉懿說，除了兒子，她和老公還要照顧在江西農村老家的父母，再加上夫妻倆的日常支出，每個月的家庭收入雖然可以達到五六千元，但還是感覺存不了多少錢，“一年下來存個兩三萬最多了。”

　　他們計劃在老家蓋一幢新房，而這需要支出近20萬元。因此，存錢是李曉懿夫妻目前最大的目標，他們必須多干點活，甚至多加點班。

　　對于今年工人工資的上漲，琳諾紡織的總經理高柏林感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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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柏林算了一筆賬，計件工資的價格，相比去年提高了10%，為了提高工人的積極性，工廠還設立了一筆獎金，分季度和年度發放，而這筆獎金的支出，使得工廠整體的工資水平提高了20%。兩筆工資漲幅加起來，今年以來，琳諾紡織的工資水平總體上漲幅度達到了30%。

　　目前，琳諾紡織的車工月工資在2500元-3500元/月，普工在1700元-1800元/月，平均水平已經超過了2000元/月。

　　琳諾紡織的工資水平和漲幅，是浙江制造業今年以來工資上漲的一個縮影。

　　據浙江廣聚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統計，今年以來，該公司組織的外來務工人員平均月工資為1700元/月，相比去年同期上漲了15%左右。該公司是一家在杭州(下沙)經濟技術開發區開展勞務派遣業務的專業公司。

　　對于這一變化，省經信委的觀點是，企業普遍采取提高工資待遇措施緩解招工難問題，因此明顯增加了用工成本。

　　留住工人

　　去年12月的那次跳槽，對于楊毛來說，吸引他的除了更高的工資，還有新工廠不錯的生活條件，兩三個人一間宿舍，空調、熱水器、獨立衛生間，甚至還有網線，并且免費上網。

　　琳諾紡織的職工宿舍，是一幢五層的樓房，位于廠區內部，與生產車間和辦公區域相隔不到50米，供工人免費住宿。

　　楊毛的宿舍位于三樓，這間面積約為15平方米的房間，只住著他和另外一位老鄉，兩人將房間收拾得干凈整潔，墻上掛的空調不停吹出陣陣冷氣。

　　陽臺和衛生間位于房間的另一端，邊上還有一個獨立的淋浴房，為了方便冬天洗澡，廠方還為他們裝了浴霸。

　　房間里最惹眼的莫過于一臺惠普電腦。這是楊毛去年下半年花了3900元買的。

　　今年初，廠方為每間宿舍都接了寬帶，每天下班回到宿舍，楊毛幾乎都泡在網上，看看新聞、看看電影，逛逛論壇。

　　提到裝寬帶，還是楊毛和他的幾個同事的“功勞”。

　　去年12月，楊毛和幾個90后老鄉一起跳槽來到琳諾紡織，覺得工資待遇和食宿條件都不錯，但就是不能上網。于是，他們試探性地向老總提出了裝網線的要求，沒想到老總真的同意了。

　　“這些90年代出生的孩子，都要求上網。”公司老總高柏林說，為了留住工人，公司必須滿足他們的要求。

　　事實上，從去年開始，高柏林就明顯感覺到了招工難，為了留住工人，除了加薪，企業必須提高食宿條件，“尤其是90后年輕人，好多都是獨生子女，在家里都是寵大的，出來工作不愿意受苦，條件差一點根本留不住。”

　　除了住宿方面的改進，琳諾紡織每天還為工人提供免費的午餐和晚餐，工人們吃飯時也不用排隊打飯，食堂工作人員會按四人一桌將一葷兩素一湯的飯菜擺好，工人們拿起筷子就可以直接吃飯。“這樣可以讓他們中午多休息一會兒。”高柏林說。

　　像琳諾紡織一樣，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浙江企業感覺到，以往的生活環境已經很難吸引到新生代工人，包吃包住有福利，似乎已經成了這一代打工者的共同標準。

　　在下沙，著名的鄰里社區是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最大的工人居住區。這個建筑面積10萬平方米的新型社區，目前居住著近萬名外來務工人員，由政府投資，企業集體承租。每個房間15-20平方米，4-6人一間，有獨立衛生間，熱水、空調、網絡一應俱全，居住者每月只需支出40多元的水電費。社區里配備了食堂、閱覽室、健身房、籃球場、網吧、銀行，以及各類便利小店。

　　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將這里誤認為是一個新建樓盤。越來越多的企業認為，正是租用了這樣的居住社區，才使得工人的穩定性得到了基本保證。

　　月資2500元以上

　　企業痛苦轉型

　　以楊毛為代表的90后打工者，無論是收入還是工作生活環境，都足以讓他的上一代人羨慕。

　　但對于企業老總高柏林來說，工人工資的不斷走高，則是他必須面對的一個痛苦過程。

　　楊毛所在的琳諾紡織，多年來一直是國際連鎖巨頭沃爾瑪在國內代工工廠之一，主要產品是抱枕、窗簾、羽絨被等。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在訂單急劇下滑和人民幣升值步伐加快的同時，企業用工成本也開始逐步上升，企業利潤幾乎被削減為零，只能靠出口退稅過日子。

　　此時的高柏林，跟很多蕭山周邊的其他中小型紡織企業的老板一樣，面臨著繼續堅守原有出口代工模式，還是開拓國內市場的選擇。

　　高柏林是為數不多選擇后者的老板之一。

　　2008年，琳諾紡織成立了新的家紡公司，引進了香港艾美達品牌主攻國內家紡市場。但此時，國內不少之前從事出口的家紡企業都選擇了拓展內銷，再加上國內為數眾多的知名家紡品牌，這種轉型的難度可想而知。

　　2009年，高柏林通過大量的市場調查和設計開發，獨立推出了一種輕薄型的時尚羽絨內衣產品，進入了一個尚未有太多人介入的細分市場，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去年，琳諾紡織旗下羽妃品牌的羽絨內衣，已經在華東、華北市場擁有了很好的市場基礎，今年剛剛開過的全國訂貨會，也吸引了全國主要省份的80多名經銷商前來。

　　回想這幾年的轉型，高柏林說自己比較幸運。

　　“我的幾個堅持做外貿訂單的朋友，去年都虧了兩三百萬元。”高柏林說，去年琳諾紡織還接了一些外單，今年基本沒有了，“自己的貨都趕不完。”

　　相比以前為沃爾瑪代工，雖然對方是國際連鎖巨頭，但正因為這一點，代工企業的利潤被這樣的大鱷吞噬得所剩無幾，如果遇到像金融危機、成本上升這樣的事情，企業肯定難以堅持下去。

　　但對高柏林來說，他及時調整了方向，又憑借產品開發找對了市場。目前看來，這家企業雖然用工成本相比去年增加了30%，又為員工的生活環境和福利方面投了不少錢，甚至在今年羽絨原材料價格上漲了一倍以上的情況下，企業的利潤率卻比以前為沃爾瑪代工時提高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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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制造業臨考

　　琳諾紡織只是浙江眾多中小企業的一家，在浙江這個制造業大省，長久以來憑借著浙江商人的開拓精神，以及成本優勢，在全球制造業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今，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因素的影響，浙江眾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正處于一個重要的轉型關口。

　　今年這一輪加薪潮背后，是中國人口結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的真實體現。種種跡象顯示，支撐中國過去十多年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廉價勞動力已至關鍵的供求拐點。

　　談及勞動力，經濟學有兩個專業名詞，一個是人口紅利，即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較大，撫養率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人口條件;另一個是劉易斯拐點，那是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即工業化過程中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枯竭，無法向非農產業轉移，這意味著工資的加速上升。

　　顯然，伴隨著本輪加薪潮，中國廉價勞動力的無限供應已經宣告結束，劉易斯拐點正在逼近，未來幾年，中國將不可避免地迎來更大的加薪浪潮，廉價勞動力顯然已經很難繼續成為“中國制造”的優勢所在。

　　琳諾紡織從一家單純的出口代工企業，轉型成為一家擁有自主品牌、銷售渠道遍布全國十幾個省市的紡織企業，或許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作為一家僅擁有100多名工人的中小型紡織企業，這種轉型或許可以為更多資金實力有限的浙江中小企業，提供一些值得借鑒的經驗。

　　對于浙江眾多中小型企業來說，加薪無疑會增加企業的成本支出，但如果將這次加薪潮放在世界經濟大趨勢中理解，或許會有一種全新的視野。

　　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經驗表明，工資的快速上漲將有助于提高收入，特別是消費傾向更高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因此居民消費支出將出現較快增長。

　　這正與中國政府希望中國經濟的引擎能從出口轉向國內消費的調整方向十分契合——工資上漲，勞動者有更多的錢用來消費，從而刺激國內需求，企業利潤就會改善，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如此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隨著西方經濟體在次貸風波后一蹶不振，中國幾乎被迫從“世界工廠”轉型成“世界市場”，以尋求經濟發展新動力，要成為“世界市場”就須擁有龐大消費人群。13億人口的大國只有成功走完“讓大多數人都富起來”的第二步，才能在痛苦轉身中奠定成為第二個“世界市場”的地位。

　　盡管這一轉型并不能一蹴而就，但對于浙江企業來講，必須要參與到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的轉型過程中來。

　　在這一過程中，提高勞動者的報酬，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整體生活水準，并倒逼中國產業升級和轉型，這不僅僅是一份經濟考卷，更是一塊企業生存能力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