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制造業的根本問題在于回歸與提升

　　曾幾何時，溫州被譽為經濟改革的樣本;如今，這個“制造業的回歸與提升。然而，這豈是小環境所能左右?

　　溫州經濟的騰飛，始于貧瘠現實的掙扎。此地地少、山多，幾乎沒什么自然資源，既無農業之便，也無資源之利，只能從商業上尋找出路。所幸溫州人商業頭腦發達，游走四方販賣商品賺取差價，完成原始積累之后，行商坐賈紛紛轉向制造領域，從“前店后廠”的家庭作坊起步。

　　紐扣、開關、皮鞋、打火機“四小件”承載了溫州經濟第一次轉型的重擔，在物質匱乏的80年代大放異彩。縱觀這一時期，溫州工商業的蘇醒帶有自發的蒙昧色彩。作為計劃經濟的“漏網之魚”，溫州長期游離于體制之外，卻在無意間獲得自由發展的空間，草根商人野蠻生長。

　　從商業史的角度看，民間商業的繁榮，往往伴隨相對寬松的市場環境。清末民初，政府積貧積弱，民族工商業卻呈現勃興之勢，在面粉、紡織、制堿等行業涌現出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榮氏“兵船”牌面粉更是遠銷歐戰戰場，為國人掙得顏面。回頭來看，恰恰是溫州的貧弱，令其不被計劃重視，反而鮮受政治掣肘，民營經濟在面目模糊的市場環境中完成發軔。

　　溫州最終迎來現實的責難，于是便有1982年的“八大王事件”以及之后的低迷。“意識形態”固然令人生畏，卻無法撲滅“膽大包天”的商人的求富欲望，形勢好轉，他們便鼓起勇氣、踟躕前行。

　　1987年，溫州民營經濟迎來另一道坎。過分寬松的環境不免令人懈怠。此前全國各地時而爆出假冒偽劣產品，溫州小商品掩映其間。而這年夏天，杭州武林門廣場的大火，讓溫州鞋曝光于全國視野。經此一役，溫州貨信譽一落千丈，幾乎波及整個制造業，手表、商標和低壓電器紛紛爆出“偽劣丑聞”，就連朱镕基也開始知道：溫州的假冒偽劣商品很出名。

　　向死而生之際，有人一蹶不振，有人痛定思，利用這個契機，開始了制造業升級的漫長跋涉。然而，今天來看，很難認為溫州從這場大火中真正得到有益的教訓。如今溫州制造業名聲在外，但除了正泰、奧康、德力西等屈指可數的品牌，多數溫州企業仍停留在低端制造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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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進一步，不難發現，今日溫州企業資金斷裂、老板跑路的“多數派”，正是這類企業。

　　此類企業多數充當著市場補充者的角色。缺乏技術創新和品牌優勢，憑借低廉的用工成本在全球接納訂單，長期依靠微利生存。作為“補充者”，意味著隨時可能被更具競爭力的對手替代，在先天便處于劣勢地位。不幸的是，后天環境也未能及時為其提供成長、升級的發展條件。

　　關于資本的趨利性，馬克思在《資本論》自有闡述，大意是說資本總是流向能使其升值的領域。溫州人對此早有體會。1985年前后，官方金融政策不對私營經濟開放，民間融資成為溫州企業發展的重要資金動力，以當地俗稱的“抬會”形式存在，民間資本流通量大約超過3億。

　　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這年溫州新任書記董朝才要求銀行貸款給國營工廠，結果應者寥寥。董朝才深入調研，發現投入10元，私營企業增值效益高達8元，國企最多1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私營企業當時的回報效率。所以就不難理解，溫州民間融資如此活躍、積極。

　　盡管“抬會”最終演變為一場風波，卻讓溫州人體驗到資本升值的樂趣。日后溫州大量中小企業將剩余資金用于投資，而非設備更新換代、新技術的引進、采用科學管理方式，一方面助長了畸形繁榮的投資火焰，另一方面造成制造業發展的乏力，使其在資本的魔力面前相形見絀。

　　國內第一波炒樓、炒煤、炒石油，乃至炒紅酒、炒藝術品者都是溫州人。但卻無法簡單地歸咎于他們。一面是節節攀升的固定資產、礦產資源，一面是迅速抬高的原料價格、用工成本和運輸成本，形勢如此，即便普通人也不難做出利弊之斷，何況這些精明的商人。

　　從本質上講，商人趨利避害，無可厚非。然而，令人遺憾之處也在于此，溫州老板將有限的現金流轉入投資領域時，恐怕不會料到日后將淪落到借貸無門、跑路跳樓的境地。更讓人心寒的是，“靠天吃飯”的現實猶然未變，天生天養、自生自滅，內外之困，商人們無力成長為企業家。

　　倘若將視野抬升，從“溫州制造”審視“中國制造”，亦不難發現某些共同的酸澀之處。

　　國慶回鄉，與在民營企業做工的親友聊天，談及當下，不禁感慨生意難做。他們所在的工廠主產機床，向美國出口，在當地也算小有名氣。然而，因人民幣對美元不斷升值，工廠效益節節下滑，從最初的微利轉為如今的賠本生產。廠里人心惶惶，老板除了加薪，別無計策可施。

　　這位老板或許更能理解溫商跑路的心境。溫州的樣本意義，不僅呈現改革的出路，也在探明前進的陷阱。時至今日，風潮蔓延，噤若寒蟬，又豈能不說是“中國制造”的集體困境?

　　溫州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制造業的回歸與提升，然而，這豈是小環境所能左右?紀伯倫償言：“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當初為什么而出發”。或許可以成為目今中國現實的某種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