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國制造 面臨雙重挑戰

　　應對國內“雙重挑戰”：向改革要“新空間”

　　除了國外“前堵后追”，中國制造業還面臨來自內部的雙重挑戰：一個是國內部分高端制造業轉向海外;另一個是一些民間資本出現“逃離”實體經濟現象。

　　近幾年，萬向集團、華為、三一重工等高端制造企業布局海外步伐加快。三一重工目前有30家海外子公司，已在全球建成15個物流中心，在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廣設研發機構。

　　對此，一些論壇嘉賓擔心國內高端制造業會呈現加速“外流”趨勢。

　　但三一重工負責人發言認為，中國大型企業轉向海外，可以通過本土化規避國外貿易壁壘，“搶灘”海外市場。

　　與會嘉賓表示，總體上看，國內部分高端制造業“外流”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并存。當然，如果中國改革停滯，則可能導致高端制造業“一邊倒”被發達國家“收入囊中”。

　　董明珠認為，民營制造企業的發展環境仍有待優化，在資金、政策、創新體制等制度層面上，政府應為民營制造業在本土“生根發芽”松綁和“輸血”。

　　因為發展環境存在問題，近年來國內一些地方出現了“虛擬經濟火爆、實體經濟弱化”的局面，值得警惕。

　　蘇波坦言，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制造業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落后產能規模大、壟斷行業進入難，加之生產要素成本不斷上漲，導致投資回報率偏低。

　　應對新興國家“同質競爭”：重構“新比較優勢”

　　“前有發達國家搶占高端制造業，后有新興國家承接中低端制造業轉移。”遲福林說，“中國制造”長期依賴的低成本比較優勢逐步削弱，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

　　論壇提供的數據顯示，以制造業人員平均工資為例，目前越南大約是每月1000元人民幣，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國東部沿海已經達到2500元至3000元。

　　“中國制造業綜合成本已超過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這讓有些制造企業感到迷失和擔憂。”蘇波說。

　　2011年以來，北京和長三角、珠三角等25個城市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22%。一些企業出現了“用工荒”，而少數跨國企業也有轉移出中國的跡象。

　　一個典型案例是，中國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產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過中國成為耐克最大生產基地。

　　與會嘉賓認為，傳統比較優勢難以為繼，如何在新一輪國際科技產業競爭中贏得主動，已成為“中國制造”必須解決的新課題。

　　“構建新比較優勢，首先要提升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格力電器公司總裁董明珠說，貼牌、代工是企業自主創新的必經之路，但干了十多年、幾十年還是這樣，最終只能被淘汰。

　　“很多有魅力的品牌，比如蘋果手機，人們以第一個買到為快樂。”林左鳴用蘋果產品的例子指出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方向：培育兩個核心要素，一是擁有核心技術，二是注意不可復制性的建立。

　　另一個“新比較優勢”是培育新一代產業工人。“人力資本也有個轉型升級問題。”蘇波說，政府和企業要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培育“中國制造”基于人力資本的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