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調查：成本重壓下制造業企業行路難

　　在收入倍增的預期之下，連同一起照進中國部分制造業企業“現實”的卻是成本上漲帶來的不能承受之重。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厲以寧近期在一場論壇上表示，因為勞動力供給越來越有限，所以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是有剛性需求的，并且一上去就下不來。

　　就像“21世紀最貴”的稀缺資源土地一樣，伴隨我國人口紅利的難再續，勞動力成本上升已成必然趨勢。根據中國社科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人口與發展研究”課題的研究結論，2009年，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而后總量開始下降，預計2030年或下降到67.42%——企業“用工荒”的頻繁出現正是這一現象的注腳。

　　除此之外，原材料成本、人民幣升值、稅負、土地等成本又為企業的成長之路再添“路障”。自我救贖還是坐以待斃——這是個問題。

　　成本上漲之憂

　　“去年我們員工的最低工資是2500元，今年提到了3000元。”安徽某商用車制造企業宣傳部負責人張藝表示。張藝所在的企業主要生產重型卡車，目前共有正式員工2000多人。“光這一項，企業至少要多支付100萬。”

　　而采訪部分東莞制造業企業時，不少負責人也向筆者大倒苦水。制鞋企業華堅集團副部長谷雨就曾對筆者表示，已經深深感覺到用人成本上升帶來的經營壓力。東莞南城新科磁電制品廠負責人在回答筆者關于成本壓力排名的問題時，毫不猶豫地將勞動力成本上漲作為第一大壓力。

　　而從今年3月1日起，東莞的最低工資標準將再次上調至1100元。這次上調距上次上調只有10個月時間，漲幅達到了19.6%。筆者在東莞采訪中了解到，工人的頻繁流動倒逼企業不斷漲工資。東莞市人力資源局局長游其晃表示，“現在沒有1100元/月，企業根本招不到人。”

　　“除了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價格也是一路上揚。”在張藝的記憶中，去年6月份以來鋼材的價格就開始一路上漲，漲幅至少30%，而且鋼材的價格拐點在今年年初似乎并未出現——作為國內鋼價風向標的寶鋼近期又一次發布調價文件，在1月份鋼材漲價的基礎上，2月份鋼材出廠價將每噸上調100元至300元。隨后，沙鋼等鋼鐵廠商也紛紛響應，發布2月份調價信息。“我們在固定資產上的投資明顯比以前更多了。”張藝說。

　　但張藝所在的企業畢竟是一家大型企業，與一些中小型的制造企業，特別是那些勞動密集型企業相比，抗壓能力明顯更強。

　　去年7月份，由于棉花價格近半年來瘋漲，使原本為冬裝趕貨的旺季變成了淡季，對整個紡織服裝產業鏈形成巨大沖擊。東莞當地媒體報道稱，那時東莞已有不少小型服裝廠因不堪重負而歇業甚至倒閉。為了節省成本開支，有的工廠干脆讓工人將縫紉機租回家趕貨。

　　去年11月初，央行預計全年PPI漲幅在5%左右。而國家統計局于去年9月份公布的數據顯示,9月上中旬部分重點企業主要工業品出廠價格整體走高。

　　除了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上漲外，對于一些外貿企業來說，人民幣匯率更是高懸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廣東省絲麗國際集團兆豐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長池光紹就曾被這把“劍”刺傷過。“去年10底我剛從廣交會一期撤展回來，央行突然宣布了加息的消息，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立刻變大，那次廣交會上簽的單子基本上都虧本了。”池光紹對筆者說。

　　“大多數企業特別是以出口為主的加工類中小企業盈利能力總體偏低，在匯率大幅波動的情況下不敢承接大單、長單，企業生產經營受到很大影響。”國務院研究室工貿司司長唐元對筆者表示。

　　在企業的綜合成本之中，稅負一直是沒有引起人們太多關注的因素，但卻是企業不得不面對的一道檻。

　　世界銀行調查顯示，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偏低收入國家中，稅收負擔率應在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國家，稅收負擔率應在23%左右;人均GDP在1萬美元以上的國家中，稅收負擔率應在30%左右。有專家表示，“中國人均GDP2008年才超過3000美元，而政府收入卻已達發達國家的水平，實在是太過超前而應當調整了。”

　　據國家稅務總局近期剛剛公布數據：2010年完成稅收收入77390億元，較2009年上漲約22.6%，遠遠高于GDP增幅。“企業要交的稅很多，我了解的就有增值稅、所得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有的企業還要交營業稅和消費稅。”江蘇國稅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員告訴筆者。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張文魁曾就中國企業成本狀況走訪一家西部礦企，當時礦主給他算了一筆賬：假設每噸礦的收益是1000元，增值稅扣掉17%，資源稅按新推行的5%計算，企業所得稅25%，三項稅相加占47%。企業開采成本一般占33%，管理成本10%，最后余下的收益只占了10%。這余下的10%要分配到個人頭上，還得承擔個人所得稅。

　　僅稅收重也就罷了，企業還須面對名目繁多的各種收費項目。國家發改委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宣布，其會同財政部、民政部等開展的治理規范涉企收費工作，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100億元以上。

　　因此有學者認為，政府通過減輕企業稅費負擔，為制造業讓出提薪空間，有助于緩解轉型之痛，可謂利國利民之舉。在減稅費的同時加薪，方可有效應對勞動力價格上升的局面。

　　升級轉型之困

　　在成本高企的現實下，遷移、轉型升級和轉行是大多數制造企業選擇的3條道路。

　　上海維鯊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永強不堪承受上海居高不下的商務成本，已經將其制造基地搬至印度，離開這座令他“起家”但正變得越來越貴的城市。“雖然遷往印度會面臨未知的政治風險，但是與更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相比，那不算什么。”張永強對筆者說。

　　據報道，類似上海維鯊走外遷道路的企業還有許多，遷往目的地也多為印度、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而更多的沿海制造業企業選擇的是內遷的道路，中西部地區張開臂膀承接轉移來的沿海制造企業。作為承接產業轉移的示范區代表，安徽皖江城市帶去年利用長三角地區資金超過1.5萬億，投資1億元以上項目2500多個，增長均超過40%。而四川、重慶等地也紛紛加碼政策優惠力度，吸引一大批電子制造企業前來落戶。

　　而“轉型升級”則是見諸報端最頻繁的一個詞。但是對大部分企業來講卻知易行難。

　　“我們也想轉型升級，但是沒那么容易。”東莞一家貼牌鞋企負責人告訴筆者，“我們為別人代工，賺的只是加工費，根本沒有資金升級。”

　　的確，很多企業都陷入了這樣一個怪圈：要想快速轉型，提高產品競爭力，就必須增加研發投入，但直接被各種成本所“吃”掉的利潤部分恰恰又是研發投入的重要來源。毫無疑問的是，匯率、勞動力成本、原材料等因素的長期上漲趨勢，正在逼迫企業加緊轉型。

　　華堅集團一直是東莞鞋企轉型升級的一個榜樣。此前筆者走訪華堅集團時，企業負責人告訴筆者，2001年集團董事長張華榮斥巨資在東莞總部設立了研發中心，雇傭2000多名員工從事研發工作，并從意大利、巴西、西班牙等國家聘請了近30名專業設計師。之后又開創自主品牌，從國外引進了“阿蘭·德隆”，收購國內知名女鞋品牌“卡佛兒”，獨創了COLCO。

　　盡管如此，“我們投入了將近5000萬，但效益不是很好，自創品牌顯然沒有理論上說的那么容易。”該負責人告訴筆者。

　　但華堅在轉型升級的路上似乎從未止步。筆者走訪了華堅投資打造的世界鞋業(亞洲)總部基地，發現其從原先單純進行成品鞋加工轉型為一家綜合性企業，掌控著研發、貿易、制造、物流配送、總部基地等完整產業鏈。這條產業鏈每年能為華堅節省4%～5%的開銷——這一切讓華堅在金融危機一片哀鴻遍野的形勢中“獨善其身”。

　　不過，當生產成本上升倒逼企業必須作出路徑選擇的時候，有的企業干脆選擇放棄，轉而炒樓炒股。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近日表示，“我國制造業由于喪失了產品定價權，使利潤過低，從而導致制造業的實體經濟資金大量退出，這些應該投入實體經濟的錢，進入樓市、股市，催生了2006年的樓市、股市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