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服飾對日本的影響

　　中日交往若從秦始皇“徐福東渡”算起，約有2000年以上的歷史。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這種特殊的地理條件，使得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悠久而頻繁，影響廣泛而深刻。

　　中國古代文化在東方處于領先地位，因此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日本向中國學習。有文學家這樣形象地表述唐朝對日本的影響：“日本原來的情況像一鍋豆漿，唐朝的精神是鹵水，一下子將它點成了豆腐，從此有了成型的文化。”(釋：潘向黎《唐朝長安》，載《中國國家地理》2005年第2期)服飾文化當然也是如此。和服是日本民族的傳統服裝，它是在依照中國唐代服裝的基礎上，經過1000多年的演變形成的。

　　對與之隔海相望的大陸文化的仿效，尤其是對比之先進很多的中國服飾的仿效成為日本服飾歷史上重要的一個篇章。在女服方面，這種仿效不僅體現在服裝的款式上，還體現在衣料的織造技術和穿著精神上。

　　和服，在日本被稱為“吳服”或“唐衣”，從其名不難看出其與唐朝和吳越的淵源。“和服”的稱呼來自近代西方人對吳服(唐衣)的誤讀， 但在日本賣和服的商店,一般稱為吳服,少有和服的稱謂。它雖然是日本民族的傳統服裝，但卻是在中國唐代以及唐以前服裝的基礎上，經過日本人消化吸收演變形成的。{page_break}

　　從款式上看，和服一般有單層交領肌襦袢、長襦袢、和服裙、交領外罩、腰帶、足衣(襪)、屐等組成。這里肌襦袢即貼身汗衫，長襦袢是穿在外罩里面的一層衣服，主要功能是保持和服能穿出平整和美觀的外形，在長襦袢上還可以縫半領(襯領)以防污。和服裙長度比長襦袢一般短5厘米左右。除此之外，在正式的和服穿著中還有一些繁雜的腰飾和袖飾。它們主要有帶揚、帶締、帶板、帶枕、伊達締、腰紐、胸紐、比翼等。其中，單層交領肌襦袢、長襦袢就是唐女子常服中的衫與禮服中的“中單”混合而成的新品;和服就是“裳”;交領的和服外罩在敦煌莫高窟390窟隋供養人圖中的貴族婦女身上也有具體的影子。

　　除高松冢古墳的墓道壁畫之外，從平安京時代的文學作品和江戶早期的浮世繪作品中，我們仍能清晰地看到唐女服對日本和服的影響。在《源氏物語》中有：“只見她(空蟬)身穿一件深紫色的綾子單層袍，看不清披在上面的是什么衣服。。。。(軒瑞荻)她只穿著一身白色的單層綾羅袍，外面隨便地披著一件像是紫紅色的上衣，腰間系著一條紅色和服裙的腰帶，群帶以上的胸脯完全露出。”這段描寫的是平安時代日本地方官夫人(空蟬)與小姐(軒瑞荻)的基本穿著，從中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中和服的穿著情況。可見從材質、款式、顏色、袒露方式上唐風對日本女服的影響之巨大。

　　從做工上看，唐女服對日本女服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和服的用料上，和服用料有：綢、綾、羅、紗、絨、錦等，其中錦有織金錦、唐織等工藝，皆模仿唐的織造工藝。其次表現在和服的染色、起花上，和服的染色通常有夾、絞、手繪等;起花的方式有色織、雙層織、刺繡等，這和唐女服的制作工藝如出一轍，而這種方法在現代和服的制作商仍被當做經典保留了下來，現代日本學者也承認：“唐代運去了彩色印花的錦、綾等高貴織物，促使日本的絲織、漂印等技術獲得啟發。”(釋：詳見傅蕓子《正倉院考古記》卷四，三倉之概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頁)

　　時至今日，和服中仍有“唐草、唐花、唐錦”等稱呼。再次表現在和服的剪裁上，和服幾乎全部由直線剪裁構成，也具有傳統中式服裝的剪裁痕跡，即以直線創造美感，這一點在深衣的剪裁上已有體現：“(永)按：深衣者，圣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之，唯衽在裳旁，始用斜裁。”(釋：清 江永《深衣考誤》，載《四庫全書》)唐代女服雖不再像深衣那樣“正幅”、“正裁”，但上衣下裳的款式特征還是完全保留了下來，這一點在和服中也有體現。最后和服的穿著效果較之西洋服裝要寬松肥大，這也源自唐人尚寬肥的習慣。

　　傳統觀念認為，和服真正成型是在平安時代，平安時代也是日本的“國風時代”，它在全盤消化吸收唐文化后，形成了其獨有的奢華與精致的特色，但即便如此，象征平安時代和服經典的“十二單”，仍然保有出脫于鈿釵禮衣的痕跡。“十二單”是當時日本貴族婦女的禮服，一般由5——12層單層衫、袍、腰飾組成。它們是：內襯衫、裳裙，其上有單，單上加五衣，五衣上加打衣(又稱板衣或紅衣)，打衣上加上衣，上衣上加裳，裳上還要加大腰、延腰、小腰等腰飾，最后是外罩唐衣。唐衣以紫、緋為貴。十二單不僅僅是十二層單衣，繁復的穿著加精致的佩飾，實際上更像是貴族精心準備的耀富展示，這與中晚唐的風尚相近。每一層單衣都輕薄透明，多層疊加在一起時顏色互染，倍添朦朧恍惚的美感。至此，盛唐服飾用料的奢華精良，做工的精巧、繁復、朦朧為美的精神也已成型。

　　和服雖由漢服發展而來，但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已經發展岀自己的民族特色。如男服的褲子，江戶時期之后女服腰帶逐漸增寬到比較大的尺度，腰帶鼓節移到后背并發展出種種樣式，也是區別和服與漢服的主要標志。和服衣料上的紋飾等往往也具有鮮明的日本民族特色。

　　與和服相配的發飾，如插梳、簪釵等裝飾也有濃郁的唐風在其中。{page_break}

　　木屐是穿和服時必備的足服。木屐在中國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據《異苑》記載：“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樹哀嗟，伐而制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釋：《太平御覽》卷698)晉文公出國流亡19年，介子推緊緊跟隨，但晉文公即位封賞時，卻忘了介子推(某軒：我怎么記得看過一個版本不是這么說的呢?)，介子推便與其母隱居深山。后來，文公多次請其出山，他都不肯出來，文公便放火燒山意圖逼他出山，誰知介子推卻寧肯枹樹而亡。文公追悔莫及，用介子推所抱之樹制成木屐，以示沉痛。每當他看見腳上的木屐時，總會悲嘆：“悲乎!足下。”《后漢書》中也記載：“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為系。”(釋：《后漢書?五行志一》)由此可見，始于春秋的木屐，東漢以后盛行，且男女老幼通用。自《后漢書》以后，木屐在文獻中多有記載。不僅可以踐泥防雨(釋：《急就篇》顏師古注中有“屐者以木為之，而施兩齒，所以踐泥”之語，故可見木屐的主要功能是踐泥防雨)、登山(謝公屐)，在《晉書?宣帝本紀》中還有穿無齒軟底木屐征戰的記載：“關中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馬步俱進。”唐代吳越等地皆有婦人素足穿木屐;男子穿木屐登山、御雨踐泥的記載，宋以降，明清的南方婦女，不僅雨天穿木屐，晴天也穿，且不纏足。此風所到之處，“士大夫亦皆尚屐”(釋：清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6)。而中國江南人尚屐的風尚在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中有深切的體現。

　　日本木屐的起源，與中國木屐究竟有何淵源關系，沒有可靠的資料以資判斷。但從日本自古便將木屐寫作漢字“足下”，結合介子推的典故，可以看出兩國之間木屐的淵源關系。

　　從漢唐中日文化交流史可以看出，日本對中國服飾的學習是一場由上層統治者發起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它伴隨著日本對漢唐政治、經濟等制度的學習而同時進行的，因此，它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服飾本身。服飾具有區別角色、身份和地位的社會功能，尤其是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這種社會功能表現的尤為突出。中國的服飾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通過對漢唐服飾制度、文化的學習，不禁豐富了日本人的生活內容，更重要的是，通過服飾制度的學習建立和促進了日本封建化的過程，日本迅速由奴隸制進入封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