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ntage是一種文化，不能隨便亂穿。要么就是從頭到尾都是vintage，要么就碰也不要碰。那么，這個Vintage到底為何成為這樣的“神物”呢？
在一位二手衣商那里，聽到了這樣的言論：“Vintage是一種文化，不能隨便亂穿。要么就是從頭到尾都是vintage，要么就碰也不要碰。”在這樣的敘述中，vintage顯然已經脫離了其物資流通的語境，在一小撮毫不折衷的vintage愛好者中，成為一種“神物”。類似的句式可以在宗教中尋找到， 例如“十誡”之第一條：“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別的神”。
通常而言，穿vintage的現代人，很難在他當下的身份與衣服所處的歷史中，尋找到任何內容契合。因為，vintage是歷史的再現，而非歷史本身。在這種高度風格化的穿著中，確實體現了蘇珊·桑塔格所津津樂道的“坎普（Camp）”：“它是對夸張之物、對‘非未來（off）’的熱愛，是對處于非本身狀態的事物的熱愛。”
因此，vintage文化和王爾德（Oscar Wilde）以降的dandyism并無本質的區別，只不過采取了不同的身體技術而已。然而，這種瑣碎的趣味，很難被塞進某種框架中，并且不能被僵化為一種思想。它本身即意味著先進的感受力，消解了理性的陳詞濫調。
若為vintage作一番考古，有兩個時段不容忽視。第一個高潮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整個西方世界開始全面擁抱東方風格。在東方式的生活方式缺席 的情況下，西方人消費著一種毫無內容可言的東方式影像。第二個高潮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嬉皮士們拒絕接受新衣服，終日在跳蚤市場和舊貨市場中找尋古怪 的外國服飾，以標新立異。他們穿上類似佛袍的服裝、佩戴念珠、并開始茹素。而美國的嬉皮士更是喜歡在美洲原住民那里尋找打扮自己的靈感。如果說，嬉皮士們 為vintage添加進了更多的精神內涵的話，無疑揭示了“存在于意象中的東方”是如何作用于精神的。
當代時裝所展現的vintage奇觀，有其自然的文脈。John Galliano是一個絕好的范本。他在20世紀90年代所創造的極致懷舊的現代時裝景觀，在借取和挪用歷史意象的過程中，將之強化為無比坎普的趣味。他 本身并沒有意識到他的設計帶有非常濃厚的后現代主義色彩，只不過沉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藉由那些復雜的時裝所展現開的消費奇觀，以及對純粹技術的熱愛。
然而，副產品出現了。John Galliano對vintage的再創作，導致了極端夢幻的效果，并在網絡時代，將之二度意象化，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傳播了出去。因此，產生了 vintage的第三個高潮：在純粹對陌生意象的消費和精神化的升華之后，vintage被新的科技和傳播方式賦予了更為復雜的“疊影”效果。在這一歷史 矩陣中，vintage不斷自我繁殖出新的品種，與更微小的趣味，但其本質并沒有改變。
倫敦和東京是兩大當代vintage文化的策源地。一方面，Vivienne Westwood和Alexander McQueen在傳統的蘇格蘭格紋中，將英國性現代化；另一方面，Junya Watanabe、N.Hoolywood、Number （N）ine等日本當代時裝品牌，則沉浸在以當代技術的手段，再現歷史意象。前者因襲了John Galliano式的，把vintage奇觀化的實踐；而后者則更著重強調日常化的再現。這兩者間都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共同點：寄生性。
讓我們重新回到vintage文化的戒條中。在這一重新形成的微型“宗教”體系中，現代性與寄生性是其顯著的特點，其“主神”即是一種存在于想象中的歷史。 它的神跡在于，用現代技術，消解掉歷史的理性。因此，vintage崇拜，是無內容的崇拜。再次套用蘇珊·桑塔格的話來說：“它以不同的方式將懷舊和寬慰 包含在內：因神圣感的失落而懷舊，因一種不可承受的重負已被卸除而寬慰（雖有一種令人煩惱不已的貧乏感，但堅信降臨于古老信仰之上的東西不可避免）。”這無疑勾畫出了現代人普遍所處的當下，vintage只不過是其中最具風格性的表現之一。那些面貌晦暗、皺巴巴、充滿了舊時滑稽趣味的服裝，只是滿天神佛中被虛構出來的、用以膜拜與寄予心靈寄托的“偶像”。偶像本身也是一顆以神佛為寄主的寄生草，其本身也同樣擁有煥發青春的能力，是為vintage的魔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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