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環境復雜 政策選擇重要

　　自從去年下半年國家統計局按月度發布經濟數據以來，全社會對中國經濟走勢的觀察與宏觀政策的爭論比以往更加細致。即將公布的7月份數據不僅包括月度數據，還有上半年的數據，相信7月份的數據發布定會給長期熱議不衰的有關中國經濟走勢與宏觀政策選擇的話題增添新的素材。

　　6月份經濟數據公布后，央行沒有隨之加息，也未出臺其他調控政策。宏觀調控被形象地稱為進入了一個政策的“真空期”，或“觀察期”。之所以調控政策會相對穩定，是因為經濟形勢呈現的特征使然。溫家寶總理曾在年初有預見地用“復雜”來概括2010年中國經濟的特征。上半年的經濟走勢的確反映出今年經濟的復雜程度高于以往，因而宏觀調控政策的決策難度也非以往可比。

　　從經濟運行看，改革開放以來，在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我國已經有了若干次宏觀經濟調控的實踐。其時間段大致可劃分為：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8—1989年、1993—1996年、1998—2002年、2003—2008年上半年。由于改革開放的30年間我國經濟一直在高速增長，因此，上述的絕大部分調控都屬于旨在治理經濟過熱的緊縮性調控，其政策工具不外是提高利率、緊縮銀根，政策目標為通過抑制投資來避免經濟過熱，而其中少有的例外就是1998—2002年的調控屬于旨在拉動經濟增長的擴張性調控，那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負面沖擊而采取的擴大內需的刺激性政策。最新一次調控政策始于2008年下半年。與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類似，為了抗擊這場“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機，有效刺激經濟增長，中央及時制定了“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重民生”的宏觀調控方針，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此次調控使我國率先從全球金融危機中走出。

　　應該說，以往歷次宏觀調控要么是以控制經濟過熱為主，要么是以刺激經濟增長為主，政策目標比較單一，政策工具容易選擇。進入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運行態勢比以往更加復雜，因而給調控工具的選擇增加了難度。目前的中國經濟正處于一個“中間地帶”。一方面，經濟已經復蘇。從一季度的數據看，GDP11.9%的增長率不算太高，不能算過熱，且近兩個月已經有所回落。但另一方面，復蘇基礎尚不十分牢固，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雖然許多分析都認為我國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較小，但也沒有完全排除。我國經濟的外向型程度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是最高的。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考慮到部分國家主權債務風險持續上升對中國經濟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這種二次探底的風險就更不可忽視。因此，擴張性政策還無法退出。再看CPI指數，5月份達到3.1%的水平，還屬于溫和型，但卻仍有可能繼續上升，并突破今年3%的目標。所以，控制通貨膨脹、管理通脹預期也是宏觀調控所必須考慮的。另外，調控工具的選擇還與現階段我國經濟運行環境和市場體制發育程度有密切關系。首先，經過長期高速增長，我國經濟規模已十分龐大，今年有望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調控這樣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的難度是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的。其次，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仍然沒有完全建立，調控工具的使用受到諸多限制，并要更多地照顧現階段的特點，如市場化工具與行政性工具的組合使用就是考慮現階段特征的產物。

　　因此，經濟形勢的復雜化與調控目標的多樣化是使得現階段宏觀調控政策難以簡單明了的主要原因。從上半年的調控實踐看，盡管一直爭論紛紛，但調控政策基本上是按照年初所確定的基調執行的，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在當前復雜的形勢下，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仍然是政策執行的重點，而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則是政策執行的難點。宏觀調控政策的選擇，首先必須謹慎為之，特別涉及到政策轉向的決策更要“三思而后行”，以避免給經濟運行帶來震蕩。以加息為例，盡管今年以來市場一直在猜測央行可能加息，但半年時間已過，其間，央行三度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同時，降低新發行的三年期央票利率，卻一直沒有加息，這就反映出央行在加息問題上是非常小心的。如果CPI指標不發生跳躍式變化的話，央行在年內加息的可能性已明顯降低了。實際上，不加息就是綜合權衡國內外各種因素謹慎決策的結果。其次，調控政策的運用必須兼顧“保增長、防通脹、調結構”等綜合目標，而不可“顧此失彼”，更不可陷入“布利丹選擇”的陷阱中。以現行房地產政策為例，執行中既要達到限制房價過快上漲、清理房地產市場資產泡沫的目的，又要避免對房地產行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帶來負面沖擊，切不可傷害剛剛復蘇的宏觀經濟。如此的政策選擇方可稱為“帕累托最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