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禮服10萬美元預示高級定制滅絕
因為參與者的減少,巴黎2010秋冬高級定制時裝周難免顯得冷清。昔日的榮耀已經不再,盡管高級時裝不會猝死,但老去的結局看來也已經注定。時代已經變了,誰離了定制時裝屋還會活不下去呢?
最后的時裝屋
如同一位遲暮美人,高級定制行業正在我們的親眼見證下漸漸衰老。表面上,時裝周看似在一年之后回到了正軌(或者說,2008年的水準),Chanel重返大皇宮,Dior離開了蒙田大道30號。但不可否認,多數時裝屋都縮減了發布會的規模,嚴格控制著邀請函和秀款的數量。
Dior在羅丹美術館搭建的帳篷縱然精致漂亮,可別忘了,10年前它的另一場秀曾霸占了凡爾賽宮的整整一翼;Givenchy放棄了模特走秀模式,選擇用靜態展的形式發布了區區10套靈感源于宗教和解剖學的裙子,骨骼狀的釘珠和刺繡象征著死亡——《紐約時報》時尚評論家CathyHory撰文挖苦道:“何不在門口掛一塊匾,上書‘關門大吉’?”
媒體向來樂于炒作高級定制的生存狀況,每隔一段時間便聚集在她的病床前大聲宣告她的死亡。如其所愿,在過去十年中,包括YvesSaintLaurent、EmanuelUngaro和HanaeMori在內的時裝屋都告別了定制服業務。至于碩果僅存的那六七家時裝屋,也沒有一家能從高級定制中贏利,損失通常由舉辦發布會所換來的巨大宣傳效益來彌補。
時裝屋”一詞也散發著濃烈的懷舊味道,讓人聯想起飄著香水味的沙龍和穿著白大褂的中年女裁縫。
當然,時裝屋方面自有另一番說法。JeanPaulGaultier聲稱2010春夏是其踏足高級定制以來銷售最為出色的一季,KarlLagerfeld直言“只有那些被行業淘汰的人在詛咒定制服的未來。”《女裝日報》的近期報道顯示,本年度各時裝屋均實現了客戶及訂單數量的增長,有些工坊至今仍在加緊完成上個系列的訂單。
在新系列發布前幾天,位于康朋街Chanel總部4樓的工作室熱鬧非凡,Lagerfeld不僅要監督模特試裝,指導一些最后的調整及搭配,還要與前來探班的《Vogue》、《名利場》等一線雜志編輯輪番寒暄。“這個系列看似簡單,背后的工藝卻高深莫測。”Lagerfeld略帶驕傲地宣布。在ArmaniPrivé,展示會前最后的試衣程序同樣進入到了收官階段,模特在設計師的要求下來回走著貓步,被審視的究竟是姿態與步伐,還是身上那條裙子的擺動效果?那是一條將在壓軸部分展示的無肩帶漸變色長裙——從象牙白、金色到深咖啡色,“是琥珀的色澤。”Armani介紹道。
少數人的游戲
身處10萬美元禮服的世界——每年兩次的高級定制展示會——總能帶給你一些關于奢侈的新啟示。在這里,無人不曉BethyLagardere和SusanGutfreund的大名,誰都知道DaphneGuinness,當今最高調的定制服顧客,不久前買下了IsabellaBlow的全套收藏。當富人們的時尚生活不再是秘密,何為新的奢侈?是難能可貴的隱私,還是凝視一件華服的時間?
在旺多姆廣場的一間金碧輝煌的套房里,RiccardoTisci一邊帶著一小群賓客預覽Givenchy的新系列,一邊解釋他放棄T臺秀的理由。“我的設計精致到每一個細節。在伸展臺上,你看到的最多是一條漂亮的蕾絲裙,只有近距離觀察后,你才會明白制作它為什么需要1600個工時。”他說,“而且,小型展示可以讓我與每個來賓親自交談,這樣很好。”
高級定制是時裝屋提供的唯一一項與個體對話的服務,“個體”在此指的是顧客。雖然時裝周每季吸引數以千計的時裝編輯來到巴黎,可是由于財富和生活方式的關系,他們自己并不是定制服的顧客,因此你大可以說,無論她們對這一行有多了解,他們仍被阻擋在這個圈子之外,是某種程度上的局外人。誠然,編輯能采訪AnneBass、DeedaBlair等“購齡”長達半個世紀的顧客,但在言談與試衣間內的真實體驗之間,仍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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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iorgioArmani開辟定制服系列時將其命名為“ArmaniPrivé”,Privé在法語中的意思是私密。在每個時裝屋內部,顧客都享有專門的沙龍和通道,和其他人井水不犯河水。在《紐約時報》時裝評論家CathyHoryn最近的一篇博客中,她簡要回憶了昔日陪伴NanKempner等名媛赴YvesSaintLaurent購衣的經歷:“她們看待時裝的角度與我全然不同。這些女人是在添置新一季的衣櫥。”
若非“衣櫥”一詞在設計師的口中屢次出現,我們或許已經忘了這些天價服飾并不存在于夢幻中和舞臺上,而是能被反復穿著的。“定制服所指的不單單是雞尾酒禮服和晚裝,你在這里同樣能找到外套和大衣。”Valentino的設計師MariaGraziaChiuri說。通過使用輕質面料,并把裙子的長度裁斷至大腿根部,Chiuri營造出了A字形服裝的輕盈感和柔弱特質,但也由此引來了大齡女性觀眾的非議。不過高級定制的妙處即在于,顧客能按照個人喜好要求時裝屋對秀款進行改良。
話雖如此,倘若Kempner還活著,面對一屋子只適合夜間穿著的連衣裙,她又該作何感想?曾經,一位名媛要從時裝屋采購居家服、午餐套裝、騎裝、滑雪裝;現在,日裝的頹勢已經難以挽救,隨著經濟形勢升溫,晚宴的回歸勢必意味著T臺上有更多的晚禮服。就本季來說,連衣裙充斥著Dior和Givenchy的新系列,連一條褲子都看不見;長褲只在Gaultier和Armani的秀上驚鴻一瞥,被《國際先驅論壇報》時尚評論家SuzyMenkes形象地喻為瀕危物種。
難以為繼的傳統
由于做秀成本的提高以及員工福利的改善,今天的定制服售價要比1960年代高出十倍之多——彼時,光是MonavonBismarck一人的訂單(這位美國名媛甚至會專門訂購“園藝”服裝,以便在擺弄花草時亦保持優雅)就能讓Balenciaga的工坊忙到通宵達旦。
每個時裝屋都有這樣出手闊綽的富太太,她們的軼事如今聽來頗具傳奇色彩:YvesSaintLaurent的顧客中有一位只穿黑白二色的公主,每次來試衣時不是乘著一輛黑色勞斯萊斯,就是乘一輛白色勞斯萊斯;Chanel的一名顧客總是與女仆相伴前來,后者的任務只有一個——保管女主人的珍珠項鏈。
反觀今日,私人飛機已經取代了女仆的位置。層不出窮的新貴來自世界各地,她們雖與前輩一樣珍視定制服的傳統與品質,但沒有人還會“非定制不穿”,也沒有人會像vonBismarck那樣,因聽聞Balenciaga退休而難過得三日閉門不出。新一代顧客根本不必一年兩次赴巴黎報到,時裝屋會派裁縫飛去她們所在的城市。
如Dior總裁SidneyToledano所言,“年輕人講究的是效率。”然而高級定制提倡的恰恰是慢工出細活和尊重傳統,一件套裝平均需花費100多個小時方能完成,更何況必要的三次試衣。
過分追求效率所導致的另一副作用是,設計師失去了往日的威信。過去,Chanel的品位無人質疑,Dior更是操控潮流趨勢的暴君,在位的整整十年里,他對于裙擺抬高一寸還是放低一寸、腰線收緊抑或放松有著絕對的發言權。如今,沒有哪位設計師擁有這樣的影響力。JohnGalliano將個中原因歸咎于現代設計師繁重的工作負擔——你一年要推出16個系列,還怎么可能像CristobalBalenciaga那樣一季鉆研一種廓形,對袖子的寬度精益求精?
除非是在創作定制服系列時,一切才可能重演。
如果說設計師在操刀成衣系列時需融入潮流因素及商業平衡的考慮,那么一旦來到了定制領域,真正推動其創作的仍是剪裁、比例、對設計新方向的探索及對旗下工坊技藝的展現。本季,Galliano在Dior的郁金香線條的基礎上發展出了一整個花卉系列,將植物的三維形狀和沉郁色彩逼真地再現于裙裝設計中。
編者點評:相比之下,Lagerfeld描摹的是一根更簡單的線條:夸張化的圓潤的肩線和抬高的腰線。但之后,問題就出現了:這一輪廓在腰部以下要如何發展,是貼近身體,還是以一種更激進的方式向身體兩側發散出去?Lagerfeld憑直覺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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