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價格上漲 機遇與挑戰并存

　　深圳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南海本田罷工事件……今年上半年，勞資沖突在珠三角明顯增多，而這些沖突最終均以較大幅度的加薪告終。此外，全國多數省份已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普遍上漲幅度超過了10%，有些省市的漲幅甚至高達20%。

　　究竟怎樣看待這一系列的勞資沖突事件呢?面對勞動力價格上漲，政府究竟應該做些什么呢?記者帶著這些問題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疑問一：中國迎來了勞動力價格上漲的新階段?

　　富士康事件并不是轉折點，2003年以來勞動力價格就出現了持續上漲的趨勢

　　今年上半年各省市區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一些外資企業也在密集“加薪”，這不由令人生疑，中國是不是迎來了勞動力價格上漲的新階段?

　　蔡昉認為，勞動力價格上漲是2003年以來的大趨勢。2003年—2008年期間，農民工實際工資每年增長率為10.2%，只有2008年因為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一度放緩了。今年出現的富士康一類的事件只是一個象征，是2003年以來工資水平上漲趨勢的繼續，不是新階段。在它們的背后，是中國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這一歷史事實。

　　劉易斯轉折點，又稱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供給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簡言之就是“不漲工資就會招不到工人”。

　　“劉易斯轉折點并不是一個點，不是一個突變。從2004年開始一直不斷出現的民工荒和工資上漲不是局部性、結構性與短暫性的擾動，而是一個不可逆的大趨勢。”

　　蔡昉的研究結論主要基于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近十年來，一方面，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正在大幅度減慢，整體上正在擺脫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二元經濟發展特征。2004年到2011年間，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減少。另一方面，城市勞動力與農業雇工需求都根據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不斷增長。從2002年到2009年期間，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量從1511萬減少到665萬。而在這兩個年份，城鎮新增就業分別為859萬和1020萬，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增量分別為2071萬和459萬。很顯然，新增就業已經超過勞動年齡人口增量。

　　而且，新一代農民工對工資福利、勞動環境和職業發展的需求更高，維權意識更強。我國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中，“新生代”占到60%，企業以原有的勞動力價格可能無法吸引并留住這些新生代農民工。

　　幾年前，蔡昉曾做過一個預測：從勞動力供大于求到供給無法滿足需求的轉折，會發生在2004年至2009年期間。事實證明，恰恰2004年與2009年這一頭一尾，是民工荒現象突顯的兩個年份，只不過是由于遭遇國際金融危機，本該在2009年突顯的“民工荒”被推遲到了2010年的春節后。

　　疑問二：勞動力價格上漲會不會讓我們喪失比較優勢?

　　我國工資的增長與企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基本保持一致，因此，不會導致制造業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的喪失

　　廉價的勞動力是中國比較優勢的主要內容，既然勞動力需求增長速度超過了供給增長速度就必然要漲工資，那么，勞動力價格的上漲會不會讓我們喪失比較優勢?

　　“當我們與國外比較勞動力競爭優勢時，不能簡單地對比工資的絕對值，然后悲觀地說我們的工資水平已經比人家高了，沒有競爭力了，而是要看工資的增長速度是否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蔡昉打了個通俗的比方，“如果我和姚明都去NBA打球，姚明開價1000萬元，我只要100萬，人家會雇我嗎?不會，因為我的生產效率不行，性價比不高!”

　　蔡昉認為，在“劉易斯轉折點”出現之前，我國生產率的提高大大快于工資的增長，因此才出現了目前勞動收入占比降低的問題。“現在勞動力價格較快上漲，實際上是在補償前幾年的欠賬，是在補課。”雖然是補課，漲工資也要依據國情，并且不能背離市場規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要與工資增長之間相適應。

　　本世紀以來，我國工資的增長與企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基本保持一致，因此，不會導致制造業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的喪失。如果是僅僅依靠低工資、薄利潤生存的血汗工廠，淘汰掉一批無關宏旨。“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我們的工資增長慢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給我們留出了空間，允許在一定時間內工資上漲快一些。也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提高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蔡昉說。

　　近些年，一些外資也曾因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漲而“轉戰”東南亞等國家，但是一段時間后，很多投資又“回流”了。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國勞動力的性價比優勢明顯。

　　疑問三：勞動力價格上漲中的勞資沖突是什么性質的“煩惱”?

　　應從歷史的視角來思考應對之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建立工資增長的正常機制

　　除了“用工荒”、工資加快上漲，劉易斯轉折點另一個明顯的標志就是勞動關系發生劇烈變化，勞資沖突明顯增多。蔡昉認為，這是符合發展階段變化的規律性現象，是必然發生的，應該被看作一種“成長中的煩惱”。

　　蔡昉更進一步提出，如何認識和處理這種“成長中的煩惱”，事關我們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3700美元，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許多國家經驗表明，在這個時期，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往往集中爆發，極易出現社會問題突出、經濟停滯不前的窘境，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

　　從歷史的角度看，很多國家都經歷過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發展的階段，而歐美、日本、韓國等成為高收入國家，拉美的許多國家卻長期停頓在中等收入陷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如何認識和處理包括勞資關系在內的“成長中的煩惱”。

　　那些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都是在痛苦中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形成了解決勞資爭議的制度框架。離我們最近的韓國等“亞洲四小龍”就是最好的例證。當年他們接受了勞動力成本上漲的事實，主動或者被動進行勞動立法，完善最低收入標準和社會保障體系，一系列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在調整中逐步建立完善，最終成功地實現了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躍升。而一些拉美國家，卻由于未能完滿解決這一問題，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停滯，社會貧富分化嚴重，社會沖突加劇。直到現在，一些國家仍處于停滯不前階段，沒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在蔡昉看來，接受勞動力成本上漲的事實，并主動建立工資增長的正常機制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機制，完善最低收入標準和社會保障體系等一系列的勞動力市場制度，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建立工資協商談判機制、完善工會職能、反對勞動用工歧視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在經濟學家來看，可能會導致效率損失。但是，只有建立了機制才能疏導，才能規范。一味地回避只會把工人對企業的不滿引向與政府的對立，是一種無視勞資沖突的鴕鳥策略。”蔡昉認為，如果沒有政府參與其中的勞資協商機制，工人們想要更高的工資卻不敢談，只能用腳投票，離崗流動;有機制工人們就敢于站在崗位上爭取漲工資。勞資矛盾才會慢慢緩解。

　　“不成長可能沒有煩惱，現在煩惱大，風險凸現，但是如果建立完善勞動力市場制度，成功實現調整轉型，也會有成長的喜悅，最終是個好事兒。”蔡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