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中國的隱秘邏輯

　　“法國巴黎的繁華與奢侈曾一度屬于日本人與俄羅斯人，現在它們開始屬于日漸富足的中國人。”9月15日，《紐約時報》一篇報道這樣寫道。

　　人人都愛奢侈品。中國人自也不例外。

　　所以，畢馬威與匯豐的研究報告都認為，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匯豐的報告更指出，中國今年將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

　　能夠支撐這個世界第一的，毫無疑問，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私人財富的集聚。

　　本質上，奢侈品消費與中國社會倡導的勤儉持家傳統相左。

　　歷史上封閉的中國社會，勤儉持家則是處江湖之遠的窮苦人家的傳統和美德。那些居廟堂之高的豪門貴室，自然可以通過權力和特供體系，導奢導淫。

　　推行市場經濟之后，經歷了貧窮苦難的中國人，追逐財富的沖動，在廣度和深度上，超越了歷史上任何時期以及任何一個國家，并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主流價值，成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動力。

　　在西方商業文化塑造的財富神話和成功形象中，奢侈品象征著財富、地位和消費品位，是成功者的象征。

　　借助著中國的開放政策和全球化，時尚刊物和影視及廣告作品中傳播的對物質主義的崇拜，各式明星身體力行的示范，相當程度上釋放了乍富起來了的民眾對于奢侈品消費的追求和感官刺激的欲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奢侈品挾著西方老牌商業文明的優越感，在中國這個新興消費市場兵不血刃，攻城略地，所向無敵。

　　勤儉持家的傳統，迅速被在商品經濟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拋棄，連挽歌都沒來得及譜。

　　不過，個人基于自己的能力和對未來景氣的判斷，追逐奢侈消費，對中國并非壞事。這也是多元社會多元價值體系的一元。

　　個人對于奢侈品的熱愛，首先是一種個人的權利，而不再由豪門貴室獨享。

　　王謝堂前燕，終入平常百姓家。

　　這一過程中，一種新的平等、一個新的社會格局正在醞釀。

　　奢侈品在階級認同的過程中，意義非凡。歐洲的一些著名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階級不是在生產中產生，而是在消費中形成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

　　現代奢侈品文化源于資本主義早期。德國社會學家桑巴特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描述當年新興的財富階層，通過金錢和奢侈品消費，打破了中世紀以來世襲的社會格局，躋身于上流社會的過程。

　　“品位不僅反映階級差異，而且作為一種工具建立和維持了這種差異，” 法國社會學家布厄迪則指出，“階級認同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的和相互關聯的。其結果則是，文化消費成了階級間變動關系的一種功能。”

　　桑巴特和布厄迪的結論來自于對歐洲歷史的研究，但當我們循著桑巴特和布厄迪等人的指引，也會發現，盡管奢侈品在中國大行其道引發了諸多非議，但奢侈品消費同樣象征著打破了原來的政治至上的階級格局，金錢解構了舊式的階級鴻溝，而讓貴族消費特供消費走下神壇，人們在消費領域對奢侈品的消費，實現某種平等。隨之而來的，是一定意義上社會平等的實現。

　　毫無疑問，在奢侈品統治的地方，過去一些封建的、宗法的以及田園牧歌式古老的傳統被徹底破壞了。一種新的關系正在成長。

　　2

　　播下龍種，收獲的有可能是跳蚤。

　　當奢侈品無所阻擋地君臨天下，在大眾層面，其形象卻日益負面。

　　在引發公眾高度關注的公共事件中，奢侈品大多在現場，成為引爆公眾情緒的一個觸媒。因此，與奢侈品消費相伴隨的，總是擺不脫貪瀆、暴富、小三、二奶、窮奢極欲等負面評價。

　　這一點上，奢侈品真是比竇娥還冤。

　　這與現代商業文明包裝的奢侈品階級與品位神話大相徑庭。

　　在新的社會關系形成過程中，奢侈品消費這朵商業奇葩也結出了惡的果實。

　　細究，這與中國社會的奢侈品畸形消費緊密關聯。

　　如前所說，現代西方商業文化把奢侈品消費塑造成了財富、地位和消費品位和成功者的象征。標簽式消費，是所有社會消費奢侈品一種直白的社會心理，也是維持奢侈品消費者與其他階層財富和消費文化差異的工具。

　　在中國，在物質主義和成功主義成為主流社會價值后，奢侈品就是身份和成功最主要的標簽。這也為奢侈品的畸形消費確立了榜樣——在權錢交易中，奢侈品成了搶手貨;在資源型和政商勾連型暴富的商業群體中，奢侈品也成了塑造新成功者形象的時尚。

　　但中國新富和新貴階層對奢侈品的消費，并無創新，依舊循著傳統的老路。

　　作家王躍文在微博上說，開名車的漂亮小女孩，不是老板的女兒，就是老板的小三。桑巴特指出，奢侈生活是非法愛情的結果。凡是在財富開始增長而且國民的性要求能自由表達的地方，我們都能發現奢侈現象很突出;女人對物質的無止境欲望，男人對女人的無止境欲望，財富和自由滿足了這樣的欲望的實現，由此變成了奢侈。

　　這也是奢侈品在中國大量消費的一個背景。

　　在中國歷史上，商人地位低下，結交權貴，與權貴保持親密關系，或者通過花錢買得功名，給自己披上政治的保護色，是保有財富的一個重要手段。金銀珠寶成為建立和維系這種關系的手段。

　　雖然中國推行市場經濟已近20年，但中國依然是一個資源高度集中的社會。企業，甚至包括技術創新和現代風險投資支持下產生的新式企業，都依然需仰政策和壟斷資源的鼻息，遑論那些傳統的資源型企業，或依附于壟斷資源之上延伸的企業。

　　在獲取某種親密關系或保護關系，以確保財富安全和增長的過程中，奢侈品當仁不讓地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成了潤滑劑。

　　權貴與新富的結盟，使傳統的經濟活動更具壟斷性。新富們也就更加注重權勢關系網絡的經營，而不是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經濟發展的動力也就漸漸失去了，人們更注重財富的重新分配，而不是創造。

　　而一些權貴也毫不掩飾對于財富和奢侈消費的追求。

　　不僅是那些掌握權力的人喜歡奢侈品，他們周圍的特定關系人，也成了奢侈品的當然消費者。

　　從公開的各式貪瀆案件里，我們可以得到充分佐證。

　　奢侈品不斷出現在各類慘烈的公共事件中，也不斷出現在各式查處貪官污吏的公開報道中，一再刺激了公眾的感官和情緒，奢侈品不幸成為代罪羔羊，成為公眾憤怒情緒宣泄的出口。

　　3

　　奢侈品成為眾矢之的，套用弗洛伊德的發現，這是一種“移情”，即人們把對某種事務和事件的情感，轉移到了另一種事務身上。

　　公眾痛恨的并不是奢侈品本身，也不是正常的奢侈品消費行為，而是對奢侈品的畸形消費行為所代言的故事的憤怒。

　　奢侈品在中國的消費出現畸形，除了經濟快速發展財富累積的原因，更大的動力源自于腐蝕性的政商勾結型消費、權力型消費、尋租式消費。

　　被公開的貪瀆案中，每一件奢侈品背后，都有一個政商勾結尋租的故事。而在這樣的過程中，原本應該屬于公眾和社會的財富，迅速被轉移掠奪。公眾無法分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這也是一邊GDP高歌猛進，卻難以惠及大多數社會成員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經濟發展民生卻日益艱難的時候，任何對于奢侈品的炫耀式消費和畸形愛好，都直接刺激了公眾的情緒，讓公眾的被劫掠感更加強烈。而每一次具體的悲劇性事件中，奢侈品與當事人的傲慢，都成了扇動公眾憤怒情緒的蝴蝶翅膀，而且越來越嚴重。

　　全球化時代，普世價值正在被普遍接受。工業領域里，任何一種全球著名品牌的生產過程，是否破壞環境，是否血汗工廠，都受到了非政府組織比較嚴格的監督。但在奢侈品消費領域，與利益輸送相關的消費，并沒有受到類似的監督，但其破壞性卻不言而喻。

　　依托政商勾結的畸形奢侈品消費，不僅挑戰著中國社會的司法，影響著社會的經濟活力，和公眾的道德，同時也在摧毀著奢侈品本身的商業神話。奢侈品形象在中國公眾中和媒體上形象的跌落，就是個指標。

　　對于中國社會而言，只有在社會制度建設上取得進展，真正割斷了政商之間的利益輸送，并讓公眾分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消弭了公眾痛恨的情緒，奢侈品在中國的形象，也才能復歸其商業面目。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