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業改革路在何方？

　　紡織業要轉變發展思路

　　紡織是250年前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動者，在工業文明發展的大多數時間里，紡織工業是主導，是工業化與城鎮化的跳板。中國紡織也是中國現代化的先驅，是對外開放和市場改革的探路者與先行者。

　　2020年中國要全面實現工業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就意味著現階段中國紡織不僅承擔著工業化的重任，更要開啟后工業化的大門;紡織一方面要繼續完成工業文明建設，另一方面，要擺脫工業文明的發展模式，大踏步趕上新時代發展，及時向后工業文明轉變;紡織一方面要繼續為滿足人民需要，實現全民福祉做出貢獻，另一方面要承受勞動者收入增長導致的成本增長。顯然，作為傳統工業的紡織工業，要摒棄傳統的生存方式和增長方式，更要以創新轉型破解困境，實現技術、管理范式和發展模式的改變，從規模效率導向向內涵效益轉變，從弱肉強食規模增長向協同集成均衡轉變，從資本主導勞動密集向匯集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一切要素資源創造社會財富改變。

　　完善市場體系優化布局

　　中國紡織是最早民營化和市場化的產業之一，也最早融入國際市場和參與國際競爭。紡織業較低的入行門檻和進退成本，以及最早開放的商品市場，使改革開放之初，大量的民間資本投入到紡織業中，無數小微企業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滿足了消費者需求，推動了市場經濟的改革與發展。

　　但由于市場體系的不完善，市場在資源和要素配置中作用不明顯，要素流動的低效，資源配置的不公，使紡織業的生存和發展條件不盡如人意。例如一方面社會大量游資閑資無處釋放，另一方面以中小微企業為主的紡織業的融資問題突出。在要素資源的分配、產業的準入方面，往往對紡織業頗多限制，資本的呆滯使資本邊際收益下降，結構化產能過剩突顯，紡織產業的生存條件惡化，紡織資本轉移成本增大，影響產業的轉移與升級。要素的不獨立、不可拆分、不可流動和行政藩籬下市場的不自由使創業和發展必需的要素不可獲得，使重組成本增加，使市場價格扭曲和交易成本過高，產業的創新發展、轉型升級障礙重重，使產業轉移風險代價增加，阻礙了中國紡織產業結構和市場優化。

　　《決定》提出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前提是完善市場體系，建立市場機制，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平等的交換，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公平配置資源。這將為中國紡織新一輪的轉型、轉移，調整結構、優化布局，掃清路障鋪開坦途。

　　重構全球紡織產業網絡

　　紡織產業是最早全球化的產業，中國紡織是最早融入全球紡織產業網絡，也是最先受益于對外經濟開放和全球產業轉移的產業。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和多纖維協定消亡之后，中國進一步全面強化了作為世界紡織第一制造大國的地位。

　　《決定》提出要順應經濟全球化大趨勢，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的相互促進，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優化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創造包容性增長新模式，培養合作競爭新優勢。

　　抓住全球產業重新布局機遇，以產業轉移推動產業升級，以新一輪集群發展推動產業調整結構，重建現代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開拓新市場，開辟新通道。

　　《決定》的上述思路畫出了中國紡織強國戰略的路線圖。

　　中國紡織發展要有國際視野，在全球紡織產業網絡重構條件下，重新布局中國紡織，建設歐亞大陸橋，開辟新興市場，打破阻礙貿易自由的障礙，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和生產力，均衡進出口貨物，真正實現比較優勢，加速產業升級步伐和融入全球產業網絡的進程。

　　農業產業化促進紡織工業化

　　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是農業的產業化和現代化。農業的現代化為經濟工業提供原料和解放勞動力。中國是天然纖維的生產大國，棉、毛、絲、麻產量均為世界之首，然而長期以來，棉麻絲價格大戰與市場混亂卻使優勢變為劣勢，落后的生產體制使大量農業人口無法有效轉化為產業工人。現行農村土地制度和農業經營方式阻礙了農業的集約化經營和規模化生產，土地制度的僵化不僅使農民收入低下，使土地成為死資產，且無法與資本等要素整合，農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契約精神和體系的缺失使纖維生產不能規模化，纖維流通不能市場化，農工矛盾突出，傷害了農民也傷害了紡織企業。中國的棉花生產低效、供需失衡，價格倒掛就是典型。

　　《決定》提出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提高土地使用流轉效益，發展農業產業化、規模化、專業化、現代化經營，這是艱巨的改革，但別無選擇。而農村土地與工商資本要素的結合，是農工結合、城鄉結合，促進農業棉毛絲麻等種養的科學化、現代化的智慧途徑，有望改變困擾中國紡織幾十年的難題。{page_break}

　　重振企業家經濟

　　企業家經濟是由一大批創新創業的小微企業為基礎的經濟形態和經濟現象，在重大社會變革期和經濟波動期，企業家是使社會經濟突破困境，走向新一輪發展的重要力量，而企業家的層出不窮、延續不斷的創新創業活動，創造了新的商業機會。科技創新開辟了新的增長點，給經濟持續的動力，也促生一大批企業家，乃至創造經濟奇跡的企業領袖精英。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重大改革都培育出一大批企業家，促生了一大批新興企業。

　　上世紀80年代初，以對外開放為契機，一批探路者通過紡織與服裝商貿活動，開始進入紡織服裝行業，累積資本搞活市場，海外紡織服裝業也通過剛打開的國門進入大陸。

　　上世紀90年代初的市場化改革中紡織服裝是最風生水起的行業，開創了第二波創業活動，也造就了最早一批企業家，這兩波改革打開創新創業的通途。《決定》為中國紡織企業家展現了更廣闊的空間，更有利的環境條件，將使中國的企業家提高到一個更新的水平。

　　《決定》對建設創新國家的指導思想將鼓勵中國紡織企業從同質化、低層級價格競爭轉變到以創新導向的價值創造競爭。

　　《決定》提出發揮市場力量，減少對市場準入和資本的流動干擾與行政限制，將使大量的創業者繼續進入相對“易進易出”的紡織服裝行業，特別是傳統紡織服裝外的新產品、新市場和新興領域(如技術性紡織品)，在這種更寬松的投資和更自由的市場環境下，中西部地區的民間資本將更容易進入紡織產業，接受來自東部發達地區的轉移，也有利于這些地區企業家群體崛起;而東部發達地區的紡織服裝產業資本將更容易地與商業資本相結合，或將資本重組，優化，使紡織服裝產業向紡織價值鏈更高層級的兩端轉移，即向技術、研發、設計以及品牌營銷、商業策劃、貿易流通升級。

　　不管紡織資本向生產鏈更高端產業部門和產品轉移，還是向價值鏈更高層級的環節轉移，或者向新領域轉移、向其他部門或地區轉移，或者其他資本紡織注入，都是提高資本產出率、全要素生產率，建設中國紡織強國的必要充分條件。

　　紡織啟動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也發揮了重大作用。雖然第三次工業革命不再只由一兩個產業主導，然而其他新型產業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互聯網和教育信息技術等不僅將助力現代紡織，也會給紡織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這是中國紡織界的企業家創新創業的巨大舞臺，是中國紡織迅速趕上新時代的歷史責任，也是中國創新國家戰略的偉大實踐與艱巨挑戰。要激勵創新，保護創新。

　　《決定》將讓市場力量主導創新，讓企業成為創新主體，讓資本力量支持企業家的創業活動，而創新也將變為市場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