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戰火中的時裝趨勢發布

　　當絕大多數的時尚人士魚貫進入夏悠宮(Palais de Chaillot)觀看阿瑪尼(Armani)高級定制時裝秀，一邊胡思亂想卡斯皮亞魚子醬店(Caviar Kaspia)哪天晚上會有空位、艾瑪·沃特森(Emma Watson)是否會出現另一場時裝秀的頭排時，以色列出類拔萃的時裝學院—申卡工程與設計學院(Shenkar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Design)的時裝課程負責人利亞·佩雷斯(Leah Perez)正在參加另一種時裝秀，思考著非常不同的問題。她在馬蘭歐尼學院(Istituto Marangoni)、中央圣馬丁學院(Central Saint Martins)或時裝技術學院(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同行們，恐怕永遠都不用去想她思考的那種問題。

　　“當時是晚上6點半前后的樣子，我們剛開始兩場畢業秀的第一場，”她說，“大約有700名觀眾，包括學生的父母、導師、記者和名人，比如女演員克倫·莫爾(Keren Mor)和建筑師埃米爾·曼(Amir Mann)。和大多數時裝秀一樣，音樂聲很大，所以你基本上聽不到其他聲音。突然，每個人都收到一條手機短信，說警報響了，火箭彈正朝特拉維夫飛來。我們在一個沒有防彈掩體的大展廳里。所以我必須決定是否撤離。”

　　她決定不撤離。“我們應該觀看學生們的作品，”她說，“生活總得繼續，不管外面發生什么。幾乎沒有人離開。空氣中有一種強烈的緊張情緒，有一種我們在與大環境對抗的感覺。但結束之后我完全睡不著。我一直想著所有那些人，我對他們負有責任……”

　　大部分人可能認為為了時尚這樣冒險不值當，甚至有點荒謬。他們甚至可能認為在一個涉及生死和地域政治外交的沖突地帶，時尚無關緊要。

　　的確，甚至在加沙地帶目前的沖突開始之前，當我告訴朋友們我要去以色列探索那里的時尚產業時，大部分的人反應是揚起眉毛，帶點輕蔑地哼一聲，像是在說，“難道他們沒有比服裝更嚴重的事情需要考慮嗎?”

　　“我知道這似乎有點荒謬，”佩雷斯說，“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期間我在上學，當時的情況很可怕。我們在研究畢加索的妻子。我對導師說，"說真的，誰在乎畢加索的妻子呢?" 但是它變成了關于善與美將永存的信仰之宣言。不然的話，你要怎樣?向仇恨與丑陋屈服嗎?”

　　它不是反問句，也不只是以色列獨有的問題。佩雷斯的話反映了一個出人意料的事實：幾乎每一個傳統上被認為是危險地帶的國家都有時尚存在。

　　阿富汗存在時尚。今年3月烏克蘭在基輔舉辦了自己的時裝周，當時正值俄羅斯占領引發的政治動蕩的高潮。贊比亞是世界上最窮的30個國家之一，也有自己的時裝周。去年哥倫比亞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慶典，紀念哥倫比亞服裝出口協會(inexModa)成立25周年，該協會致力于展示哥倫比亞的服裝和紡織業。其中一場關于設計師海德·艾克曼(Haider Ackermann)的展覽邀請哥倫比亞第一夫人、各國大使和麥德林市長參觀，意在改變人們提到哥倫比亞時只會想到毒品交易或與時尚業相關的死亡人數。

　　在以色列，佩雷斯的時裝課程的規模擴大了一倍多，1994年她剛接手時每班大概25人，今年每班有41名畢業生，剛入學的每班有60名學生。盡管申卡在傳統上被視為以色列最著名的時裝學院，但是另外兩個競爭對手—耶路撒冷的貝扎雷藝術與設計學院(Bezalel Academy of Arts and Design)和國際猶太復國主義婦女組織的海法設計與教育學院(WIZO Haifa Academy of Design and Education)，也越來越受歡迎。三年前，特拉維夫時裝周在停辦30年后重新啟動—雖然從以色列設計學校畢業、去國外實習后回國開創自己服裝品牌的年輕設計師中只有一半的人十年后仍在從事這個行業。

　　出現這種狀況的部分原因是，在這個很小的市場開創事業不容易。這個市場避開大多數高端時裝品牌，更青睞街頭品牌，包括兩個主要的以色列公司—卡斯特羅(Castro)和雷奴阿(Renuar)。但是除了這些顯而易見的麻煩之外，以色列的一些特有問題也不利于開創新的時裝品牌：

　　更別提政府對服裝業的支持遠不如對科技等產業那么熱心。阿薩夫·閃姆-圖夫(Assaf Shem-Tov)是一名年輕設計師，她和丈夫塔爾·德羅里(Tal Drori)創立了Colle"cte這個品牌。她說，“我覺得很多錢都花到了軍隊上。”

　　不過，在以色列之外存在著以色列服裝業的成功故事—朗萬(Lanvin)備受贊揚的創意總監阿爾伯·埃勒巴茲(Alber Elbaz)是申卡的畢業生;泳衣品牌高太絲(Gottex)是1956年在特拉維夫創立的;紐約設計師埃利·塔哈瑞(Elie Tahari)和依蓋爾·埃斯茹艾爾(Yigal Azrou?l)、凱尼斯·柯爾(Kenneth Cole)的創意總監科比·霍爾珀林(Kobi Halperin)也是申卡的校友—但是申卡的畢業生大多仍夢想著在祖國工作，而不是在時尚之都巴黎或米蘭工作。

　　例如，2001年從申卡畢業的年輕的阿拉伯設計師納伊姆·K·卡西姆(Naim K. Qasim)曾在紐約、伊斯坦布爾和意大利工作，2007年回國“把我的憧憬帶回我的社區”。他和妹妹(或姐姐)在阿拉伯社區蒂拉有一間工作室，制作特殊場合穿的僅此一件的裙裝。2010年從申卡畢業的納達夫·羅森伯格(Nadav Rosenberg)曾在倫敦的大衛·科馬(David Koma)短暫實習，2012年開創了自己的品牌北方之星(Northern Star)，該品牌是輕松、鮮明的城市風格。羅森伯格之前把父母的家當做工作室，前不久才搬出去，在特拉維夫開了一家精品時裝店，那里也是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鑒于上述的種種障礙，你難免想知道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做。

　　“時裝把所有的人聯系在一起，”德羅里先生說。他在巴黎的阿澤迪恩·阿拉亞(Azzedine Ala?a)以及紐約的唐娜·卡蘭(Donna Karan)實習過，后來回國創辦了Colle"cte。“它可以是跨越種族和宗教的橋梁。”

　　不過，雖然這聽起來隱隱帶點政治意味，雖然有些以色列時尚品牌的確帶有政治用意—比如多林·法蘭克福(Dorin Frankfurt)，她有點像以色列的安·泰勒(Ann Taylor)，于1975年建立了自己的企業，前提是所有的標簽都寫上“在特拉維夫設計與制造”，她建立自己的當地工廠，特意雇傭有著各種文化背景的工人—但是年輕設計師們顯然不喜歡喊政治口號。

　　也有例外。申卡畢業班上的一名鞋類設計學生在高級項目中往鞋底刻了個三維阿拉伯單詞“自由”，所以不管誰穿這雙鞋子都將留下明顯的足跡。但是總的來說，這些服裝本身不是關于矛盾、文化沖突或者局外人可能期待的其他主題。

　　“我覺得這很奇怪，”申卡的高級講師奧里特·弗雷利齊(Orit Freilich)說，“有時我問學生，"你們不想做些與周圍環境有關的東西嗎?"他們說不想。他們夢想的是別的東西。”

　　一個名叫馬斯奇特(Maskit)的重生的公司做出了榜樣。它是以色列的第一家(也許是唯一一家)奢侈服裝公司，1954年由以色列軍人/政治家摩西·達揚(Moshe Dayan)的妻子露絲·達揚(Ruth Dayan，已故)創立。該公司把巴勒斯坦、德魯士、黎巴嫩和猶太的傳統刺繡用到當代奢侈服裝上，從而為移民創造了就業機會，也發揚了該地區的文化遺產。雖然它在20世紀60年代非常成功(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穿過該品牌著名的雞蛋外套)，但1994年還是倒閉了。去年，一對夫妻檔—尼爾和莎倫·塔勒(Nir and Sharon Tal)，他們分別曾在德勤(Deloitte)和亞歷山大·麥昆(Alexander McQueen)工作過—和投資人斯泰夫·韋特海默(Stef Wertheimer，以色列的富豪，是工業設備公司伊斯卡[Iscar]的創始人，他最近把這家公司賣給了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一起買下了這個品牌，目標是創造一個“本土奢侈品牌”。

　　雖然在刺繡方面他們繼續采用馬斯奇特的時裝外交，但是塔勒夫婦最為關注的似乎是為未來的設計師們創造一個商業模式：為下一代創造一個環境，設想一條在以色列發展事業的道路。

　　要真的實現這一點，他們必須得提高審美特點(目前，他們的服裝大多是過去風格的優秀再造)，但是他們的目標反映了以色列時裝業的另一個未來，這個未來正是時裝的魅力所在。不管未來在哪里。

　　“我知道它完全是巧合，但是我們畢業秀的閉幕歌曲來自深受喜愛的以色列詩人和歌手阿里克·愛因斯坦(Arik Einstein)，”佩雷斯說。這首歌播放完之后，她站起來宣布取消香檳余興派對，每個人都應該回家，保持安全(以美的名義進行的反抗到此為止)。

　　“所有的人都哭了，”她回憶說。雖然不是因為人們被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壓倒了，也不是因為壓力被釋放了，而是因為那首歌反映出這項活動更關鍵的一點。“歌名叫《你和我將改變這個世界》(You and I Will Change the World)，”她說。

　　換句話說就是，希望，在以色列，以及其他處于危急狀態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