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產業(yè)轉型讓競爭格局面目全非

　　我第一次去溫州，是1992年盛夏，從杭州坐大客車顛簸11個小時，其間要翻越一座黃泥嶺，那里的土雞煲遠近聞名。到了鹿城區(qū)，第一個被帶去的地方就是五馬街，那時，這里是中國時尚服裝的“圣地”。

　　對于溫州人，對于鄭元忠而言，走到那里不容易，走出那里也不容易。

　　有的時候，一個人終生無法走出自己的少年。

　　一

　　五馬街的名字聽上去很氣派，其實跑不了五匹馬，連兩匹馬并行都困難，它只有四五米寬，鋪著崎嶇不平的青石板路，一到雨天，就泥濘不堪。小街兩邊密密麻麻地開著上百間服裝鋪，前店販衣，后簾及二樓則是日夜勞作不休的縫紉機，所謂的“前店后廠”模式就是從五馬街開始風行的。

　　在偏遠的浙南小城，一下子看到那么多時髦的服裝，每個人都會吃驚地問一個問題，這些服裝的款式是從哪里來的?

　　照相機。溫州人笑著回答說。

　　溫州是僑鄉(xiāng)，有數十萬人在歐洲謀生，他們每天用照相機把巴黎街頭最時髦的櫥窗拍下來，寄回老家，老家的人“三天畫圖樣，七天出小樣，十天成批量，一月賣遍全浙江”。

　　后來中國企業(yè)界常說的后發(fā)優(yōu)勢、跟進戰(zhàn)略，以及“模仿就是最大的創(chuàng)新”等等，其實在五馬街早就上演過了。

　　我去溫州的時候，專業(yè)市場模式已經初步形成，在溫州的各縣鎮(zhèn)出現了鞋革市場、布料市場、紐扣市場、編織袋市場及紡機市場，這也是溫州人的一大發(fā)明，產業(yè)被細密地切分，以鄉(xiāng)鎮(zhèn)為單位、家庭為細胞，構成專業(yè)化分工。在整個90年代，溫州服裝統(tǒng)治半個中國，不是沒有道理的。

　　二

　　在那些年，溫州是最容易出新聞的地方，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冒出幾個讓人瞠目結舌的人物，比如造汽車的葉文貴、“膽大包天”的王均瑤，開錢莊的方培林、搞農民城的陳定模等等，當然，第一個會被提及的，必定是“溫州八大王”。

　　1982年，因私人企業(yè)的野蠻瘋長，國民經濟出現過熱，計劃體制下的物資流通秩序大亂，國務院兩次下發(fā)文件，以投機倒把為罪名進行嚴厲的經濟整肅運動，到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結案8.6萬件，判刑3萬人。其中，溫州的八位商販被列為典型，遭到全國通緝并公開審判，是為轟動天下的“八大王事件”。兩年多后，政策再度趨向市場化，“八大王”咸魚翻身，成改革人物。

　　到90年代初，“八大王”中的大多數人已泯然眾生，找到其中的一兩位已經不太容易，其時，生意做得最有起色、最風光的是樂清柳市的鄭元忠。

　　鄭元忠是“八大王”中的“電器大王”。他被全國通緝后亡命天涯，在1983年9月被公安捕獲，第二年的3月無罪釋放。出獄后，他重操舊業(yè)，辦了一家開關廠。當時與他幾乎同時的柳市人有南存輝、胡成中等，正是在這一代人的努力下，柳市后來成為全球最大的低壓電器生產基地。

　　就當我去溫州的那幾天，1952年出生的鄭元忠剛好成了新聞人物，他以不惑之年，跑到溫州大學就讀國際貿易專業(yè)，成了全校年紀最大的學生。學歷低下的溫州商人素以少文蠻勇著稱，鄭元忠的舉措無疑讓世人投以清新的目光。

　　四年畢業(yè)后，鄭元忠離開低壓電器領域，突然轉做服裝，創(chuàng)辦莊吉服裝有限公司，并請香港明星呂良偉做品牌代言。

　　從五馬街的服裝鋪到鄭元忠的莊吉西服，這一躍進一度被視為溫州服裝產業(yè)品牌化經營的標志性新聞。

　　在我的印象中，鄭元忠的名字每隔幾年就會浮現出一次，莊吉的廣告在航空雜志上常常出現，而每次重要的改革人物評選及慶典，鄭元忠總是作為“八大王”的代表而名列其中。

　　三

　　上周末，突然看到一條新聞：9月6日，溫州中級人民法院分別裁定受理了莊吉集團6家公司的破產重整案件，莊吉終放棄自救而無力回天，此案涉及莊吉及多家相關企業(yè)，或導致銀行產生300多億壞賬。

　　莊吉死了。

　　我隨即撥通老朋友馬津龍的電話，他是溫州當地最資深的經濟學者，算得上是“溫州民企辭典”。老馬告訴我，莊吉重組已逾半載，曾有當地及山東企業(yè)愿意接盤，但是，終因債務復雜而放棄，“莊吉案相關300多億，當然不可能是元忠一家，而是涉及到一個很大的互保鏈條。”

　　“元忠可惜了。如果安心地做服裝，莊吉不至于落到今天。”這是老馬的一聲嘆息。

　　老馬的嘆息也許只說中了事實的一半。

　　鄭元忠創(chuàng)辦莊吉的90年代中期，正值消費升級和品牌經營的大爆炸年代，他告別冷清的低壓電器投身于品牌服裝，應是聽到了風口的呼嘯聲。作為同輩人中的高齡大學生，目睹“五馬街模式”的沒落，他企圖用品質化戰(zhàn)略把低段位的溫州制造拉高幾個檔次。

　　然而，二十年以來的事實證明，溫州人的商業(yè)精髓主要集中于貿易而非制造。也就是莊吉誕生的那個時期，溫州制造業(yè)已經呈現疲態(tài)，大量資金從實體經濟中溢出，如“金甲流寇”游弋各地，到1999年前后，終于在杭州找到了炒房的突破口，繼而新疆炒棉團、山西炒媒團、云南炒礦團橫行一時。

　　在我所接觸的溫州企業(yè)家中，只有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所以他早早將總部遷到了上海，而所有偏居于老家的品牌公司無一不陷入苦戰(zhàn)，他們一方面要應對全國市場的慘烈競爭，另一方面要為先天的基因缺陷而支付代價。

　　鄭元忠的莊吉從2003年開始，就涉足多元化，他在天津投資建設莊吉購物中心，去云南投資有色金屬礦，據稱圈地上千平方公里，2006年，莊吉涉足造船業(yè)，這一重資產行業(yè)最終吸走了17億元的資金。在十多年時間里，莊吉先后投資六大產業(yè)，子子孫孫的公司超過90家，每年雇傭工人總數約2萬人。

　　多元化從來是企業(yè)經營最大的陷阱，鄭元忠在多個行業(yè)的投機都以失敗而告終，與此同時，他的主業(yè)——服裝紡織業(yè)又遭遇大轉型、大寒冬，單是今年上半年，破產倒閉的新聞層出不窮，這份名單上就有：華東最大的紡織工廠寶利嘉、紹興印染五強之一的五洋印染、第一家在紐交所上市的上市服裝品牌左岸以及亞洲最大的牛仔褲代工廠蘭雁集團。

　　實際上是一場內外交困的并發(fā)癥。產業(yè)轉型讓競爭格局面目全非，新的成長邏輯讓所有的經驗煙消云散，莊吉是一個縮影，鄭元忠是一個宿命。

　　四

　　在溫州企業(yè)家中，鄭元忠素以孤傲著稱，他很少參加聚會，也不太在公共場合布道演講。據部下稱，他平日幾無愛好，一心投擲于莊吉的業(yè)務，一輛寶馬車已經開了31萬公里還舍不得換掉。

　　此次莊吉破產，鄭元忠并沒有一逃了之，他宣稱，“絕不跑路，有債慢慢還”，莊吉集團旗下5000員工迄今沒有發(fā)生討薪鬧事事件。

　　烈士暮年，寒刃逼頸，鄭元忠似乎仍然要為“八大王”留住最后的尊嚴。

　　寫鄭元忠的故事，我的眼前始終飄浮的是1992年那個雨夜中的五馬街，街道泥濘，燈光迷離，人影憧憧，喧囂鼎沸。那是“前店后廠”的溫州，那是用照相機緊跟巴黎的溫州，那是倒賣全中國的溫州，那是最好的溫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