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難遭遇漲薪潮 珠三角制造類企業壓力空前
“來廣東打工有四五年了,這次過年回家之后,回來還是不回來?”在市場,河南打工者小蔡心中頗為糾結。“如果工資漲到3000元,我還是會留在廣州,畢竟這里更自由。”小蔡一邊掃瞄著一行行的招工信息,一邊對南方日報記者說著心中的算盤。盡管工資從不到1000元漲到了今天的2000元,但是小蔡覺得錢更不值錢了,更重要的是,留在老家打工的同鄉掙的和他一樣多但花得比他少。
而在東莞沙田鎮,小老板黎先生聽到3000元的工資期望值直咧嘴。站在空曠的廠房中,面對著漲薪的壓力黎老板對記者直吐苦水:漲薪吧,日益微薄的利潤將所剩無幾;不漲吧,那些提前放假回家的員工過了年能否回來更是未知數。
這個矛盾但相互依存的場景,是現今經濟形勢日益動蕩下籠罩在珠三角絕大多數中小企業頭上揮之難去的陰影。
即將過去的2011年,“招工難”與原材料、融資、利率一道成為中小企業頭上的“四把刀”。2012年,這把刀會懸在頭上,還是陡然落下呢?距離春節還有一個月,記者來到廣州、深圳、東莞等地的用工市場和企業,實地觀察年度交替之際用工市場的微妙變化。
工人向內地回流 “東莞最低工資標準僅比鄭州高20元”
今年的春節來得比以往更早一些。由于經濟形勢不穩,一些企業已經提前放假讓員工回家。
“聽說縣里的工業園建了很多工廠,工資也有2000多,比廣州低不了多少。”小蔡所言非虛。記者了解到,鄭州現在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080元/月,而東莞市的最低工資為1100元/月,僅僅高出20元。
不過這是一筆難算的賬:留在廣州好處很明顯,打工的幾年里,自己已經習慣了過大城市的生活,更自由、更新鮮;不過回家的理由似乎更實在,家鄉的工資標準已經提了上去,廣州的消費高,沒有什么優勢了。另外,小蔡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在外漂泊顯然不如在家打工更可行。
年復一年,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從內地來到珠三角打工,支撐了東南沿海制造業的大繁榮,人們對此似乎習以為常。然而,延續了二十余年的這一現象現在正在發生變化。
“今天,東莞兩家企業分別要350人和600人。昨天,浙江一家企業要600人……”還有一個月就要過年了,但人稱“農民工司令”的全順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老板張全收還是沒閑下來。
記者見到他時,張全收剛從東莞趕回深圳。一邊掰著指頭數,他一邊感嘆:手下的“兵”無論如何也滿足不了企業的要求。
以向珠三角成建制地輸送工人而聞名全國的張全收,在他起家的深圳平湖竟然只留下了四五百人的打工隊伍。而高峰的時候,張全收在平湖這個玩具業聚集的地方手下有近萬把人。“現在我的工人遍布全國各地,而且主要是內地的河南、陜西、山東。因為內地的不少企業也能出得起東莞的工資,而當地的生活水平低,工人當然愿意回內地打工。”
“現在各個地方政府都在幫助招商引資來的企業招工,真是八仙過海,想盡辦法。”他感嘆道!今年以來,富士康等大的制造業企業內遷河南,當地用工量劇增。而為了確保招商引資順利進行,企業和政府都在想辦法把勞動力留在當地,這直接影響了外出務工人員的數量。
為與對手爭奪工人,全順公司不僅在車站、火車站擺攤,如今還把業務員派到每個村莊里進行動員。
招工年齡從20放寬到40歲 “堵著門應聘的情況不見了”
洶涌的“招工難”讓珠三角的制造類企業感到了空前的壓力。
在東莞沙田鎮,記者在一家從事運動鞋原料運輸和生產的企業看到,工廠已經提前停工放假。“很多鞋廠都不景氣,我們的生意也不好。”工廠老板黎先生告訴記者。
作為當地諸多鞋廠的配套廠商,該工廠用工100多人,大部分是司機和搬運工。因為運動鞋膠水等原料刺激性較強,老板開出的平均薪水達到2600多元,高于一般普工價格。
“這次放假,過節以后能有多少人回來,我心里還是沒底。”黎先生告訴本報記者,自己半年前曾打算多招兩個搬運工,但人才市場里可選的非常少,人力資源公司又對自己這樣的小企業“不屑一顧”。
張全收也證實,以前是求客戶,但現在全順變得“挑剔”起來。現在公司會把那些管理費低、員工工資低的企業拒之門外。
就算是模范企業也感受到了壓力。記者來到著名的小家電企業深圳艾美特電器有限公司,公司副董事長、深圳市臺商協會秘書長蔡正富告訴記者,過去企業根本不用招工,門口常常堵著數百人,但現在明顯不同;過去艾美特的招工年齡限定在17-20歲,現在則放寬到了40歲。
企業、打工者拉鋸工資 新一輪工資標準調整正在醞釀
打工者想回家,企業招工難,焦點其實還是工資。
漲工資的思路得到了一些政府官員的認可。“現在很多勞務工在家門口就可以拿到2000塊,如果深圳不高出幾百塊,肯定沒有競爭力。”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王敏表示。
但對企業而言,漲工資似乎成了難言之隱。黎先生向記者抱怨,工廠現在一年的利潤也就是一二十萬。如果最低工資提高200元,加班費和社保費也要跟著增加,每年至少多支出3萬元,100人就要30多萬,企業馬上從盈利變成虧損!
“部分企業一聽到漲工資就咧嘴”,張全收說,對于全順而言,不接受漲工資的企業將取消合作,部分規模較大的企業已經主動上調了工資。“這是市場的選擇”,他表示。
不過也有一些企業漲得起工資。蔡正富指著樓下忙碌的車間自豪地對記者說,在人力成本越來越金貴的情況下,采用先進設備代替人工成了部分消解勞動力壓力的法寶。艾美特現有員工7000多人,與2007年相差無幾,但產值卻翻了一番,人均待遇也提高到2007年的2.3倍。
實際上,歲末年關農民工返鄉之際,“漲工資”也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小蔡告訴記者,不僅一起回家的老鄉之間會談論各地工資,回家之后在全國各地打工的親戚同學也會相互比較,哪個地方的工資高,來年就會有更多人選擇去那個地方打工。
實際上,珠三角各地正在醞釀新一輪的最低工資調整。王敏透露:深圳計劃在明年1月份再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相關方案已經上報深圳市政府。目前深圳最低工資標準為每月1320元,根據推斷調整后的最低工資每月將超1500元。{page_break}
記者觀察
轉型升級中再發現勞動力的價值
找工難,勞動力供給是否已經進入了短缺時代?出現了所謂“劉易斯拐點”?
記者就此咨詢了廣東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鄭梓楨。他指出,如果“民工荒”是指人口結構意義上的勞動力不足,那么中國和廣東的現實是不存在“民工荒”,數據并不支持這一說法。
據統計,全國每年新增城鎮就業崗位最多為900萬個,而從2009至2020年,中國適齡勞動人口數量回落緩慢,11年間減少不到4000萬,仍不足以承受不斷增長和滯脹的適齡勞動力人口壓力。廣東更甚,全國凈增勞動年齡人口在2012年開始出現負值,但廣東直到2017年才出現負值苗頭,整整慢了5年,且在2019年又會出現上升趨勢。
但招工不只是供需數字的簡單加減,而需要從總體經濟形勢和企業經營狀況進行分析:“有需求,但用不起”,這是不少企業面臨的難題。
中小企業利潤空間如果不得到顯著改善,招工將可能一直難下去,從而損害珠三角的制造業命脈。
出路何在?記者在廣州、深圳、東莞等地實地采訪的過程中也發現,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企業正在開始分化——在采訪過程中,記者發現,部分企業正在采取提高產品利潤率、采用先進設備代替人工等辦法,消解勞動力供給的壓力,他們依然活得很好;而一些無法轉型升級的企業,正在不斷增加的人工成本逼迫下,生存空間日益局促。
反面的例子俯拾皆是。在深圳平湖地區,玩具曾經繁盛一時,數家萬人廠人聲鼎沸。但隨著利潤率的下降,這些企業承受不了當地相對較高的工資待遇,不得不搬離深圳。
實際上,不少低附加值的企業也正在逃離珠三角,到內地落戶。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并不需要為企業和有關勞動力的離去而感到擔心。
真正需要關注的是,我們有多少“艾美特”。上文提到,艾美特公司通過技術替代人工,在用工總數不變的情況下,擴大了生產規模,反過來也創造了提升工資待遇的空間。這正是一條通過轉型升級解決招工問題的有效路徑。
在這一過程中,新的市場邏輯正在確立:那些能夠珍視、用好勞動力的企業將可以生存、發展、壯大,那些無視勞動力價值的企業將不得不萎縮、消亡。
市場力量推動企業對勞動力價值的再發現,這或許將成為珠三角轉型升級的重要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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