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導致漲薪的罪魁禍首？

　　盡管用工成本持續上升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但今年以來行業興起的漲薪還是讓企業主們心驚肉跳。

　　2月1日，江蘇省最低工資標準從670元調整為960元。此后，上海、天津、廣東、寧夏等地陸續宣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7月1日起，河南、陜西、安徽、海南等地也開始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其中海南工資增幅為31.7%，位列全國之首。

　　不少業內企業受困于漲薪，除了公司利潤被攤薄之外，也引發了一些員工情緒上的震蕩，甚而出現過對工資不滿而罷工的個別現象，比如西安日資縫制設備企業兄弟公司，就在前不久發生員工罷工事件，背后主因便是要求漲薪。

　　1500到2000元，是近一兩年沿海地區絕大多數服裝制造企業一線工人的標準工資，但這個標準目前可能在陸續被“修正”，因為它已經對吸引員工和留住員工不具備吸引力。

　　在漲薪背景下，為緩解成本壓力，服裝產業鏈條上的多種經濟實體通過各種方式來應對。用“零工”是部分小型企業最常采取的手段，做一天給一天錢，可以節省休息時的工資成本和其他福利開支，從短期和表象上來看，是最適合小企業主心理的節省成本法則。但它對更大一點的企業來說不具備參考價值，而且當企業訂單突然加大時，人手會馬上變得緊缺，企業主又不得不提高工資去“搶”人。另一種應付薪酬上漲的方式是把成本攤到產品價格中，漲薪后的漲價現象目前一樣引人注目。在筆者7月底參加的一個業內大會上，多家上游供應商對下游設備企業上演了集體“逼宮”事件，前者對后者產品遲遲不漲價表示強烈不滿，不少上游供應商已無法繼續支撐成本上升趨勢，想漲價卻誰也不敢邁出第一步，于是把矛頭對準下游企業，冀圖“逼迫”他們漲價來給自己的漲價找到充足“借口”。而據筆者對部分品牌服裝企業的觀察了解，其終端產品今年以來或多或少都出現過漲價情況;而國外奢侈品的漲價也同樣不含糊。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漲薪現象，不少企業主的態度是無可奈何和憂心忡忡，被迫采取手段應付的心態比較普遍。這種心態實際上也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味以“牢騷”面對，則可能不利于企業快速地擺脫困局，還將產生一些新的負面問題。

　　我們不妨來了解這輪漲薪背后的原因。很多人認為“用工荒”是導致漲薪的罪魁禍首，而“用工荒”最嚴重的正是以紡織服裝為代表的制造類企業。但實際它只是一個表象。

　　韓國《朝鮮日報》日前發表題為《中國“漲薪多米諾”是禍還是福?》的文章，提出“漲薪潮引發的產品價格上漲可能會使經濟面臨通貨膨脹壓力”的擔憂。同時該文章認為，在過去30多年里，中國一直憑借低工資優勢發揮著“世界工廠”的作用，而現在出現的漲薪可以被視為中國經濟向大型消費市場蛻變的信號彈。

　　國內的經濟學家們則認為這輪漲薪是發展的必然。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顯示，在2000至2008年，中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但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5.7%。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會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而在中國則不到10%。實際上，中國所經歷的“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工業利潤上升—工業結構升級—工資上漲”過程，與發達國家所經歷過程是一致的，只是中國比發達國家晚了一個周期，“漲薪”遲至今日方始到來。

　　這些觀點背后隱含的意思是，漲薪如果今年不來，明年或者之后的任何一個年份隨時都可能來臨，所以企業主們沒必要在是否漲薪上糾結。漲薪現象的背后，是中國經濟的深刻轉型。當中國企業已經能制造全球50萬種工業產品的70%以上品種，當越來越多的國際大牌服裝都把生產線轉到中國來時，中國再簡單擴張低技術制造業已沒有多少擴張空間，產業升級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而產業升級必然會帶來工資水平的上升。這是大環境留給中國服裝行業的命題。

　　而反過來，得益于中國“人口紅利”賺到第一桶金的紡織服裝業，在行業高速發展的后期，當“人口紅利”的優勢已經趨弱，必然也有條件通過新技術與新模式來獲得利潤，走上一條新型的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