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談判下的中國全民低碳行動

　　10月9日，耗時6天，2000多人參加的“2010年聯合國第四次氣候變化談判”在天津落下帷幕。這是中國首次承辦聯合國框架下的氣候談判會議。會議結束當天，聯合國氣候談判最高級別官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給這次會議一個較為肯定的評價——她認為，177個國家6天的努力，為年底在墨西哥坎昆召開的氣候變化大會掃除了一些分歧。

　　但也有聲音認為，這是繼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之后，又一次無果而終的會議。因為在減排目標與資金落實等關鍵問題上，并沒有實質性進展。

　　作為二氧化碳的排放大國，中國在氣候變化談判中的立場與態度一直備受關注。雖然此次談判被認為收效甚微，但是從中國代表團舉行的若干場發布會透露的信息中，分析人士卻看到了中國政府這樣的決心：不管氣候變化國際談判進的程如何，節能減排已經成為伴隨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詞。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的說法是，不論國際談判的結果如何，中國的決心已定，都將走低碳發展之路。

　　也有分析人士評價說，在減排的問題上，正因為中國已經真刀真槍地干起來了，所以，近來的國際談判中，中國代表團顯得越來越有底氣——過去，更多地表現為辯護、防守，轉變為目前的積極應對。

　　唇槍舌劍的國際談判，似乎與中國的普通民眾和企業尚有相當距離，但它產生的波紋效應卻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越來越多的老百姓在踐行低碳生活，越來越多的企業在追逐低碳經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近來就多次表示，中國的節能減排不僅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也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從辯護防守到積極主動

　　盡管已經離開中國談判代表團一年多，但鄒驥依然近距離觀察著氣候談判中中國代表團的表現。鄒驥目前的身份是世界資源研究所中國區的首席代表，作為一家研究機構的負責人，在此次天津會議同時舉行的邊會上，他發布了一份關注中國低碳經濟的研究報告。

　　對比以往參與的若干次談判，鄒驥說，在馬拉松式的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中國代表團始終堅持一個底線：在減排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應該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但在底線之外，代表團的姿態與戰略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過去，在談判中中國的談判代表可能會更多地強調，作為發展中國家減排存在的種種困難，整個談判表現出的是一種辯護和防守的姿態。但最近幾年，中國代表團變得更有自信，敢于向國際社會強調，低碳經濟已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不管談判結果如何，中國都要堅定地節能減排。其中最積極的姿態是，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召開之前，并不承擔減排任務的中國宣布，2020年，中國要實現單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40%~45%。這意味著中國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不得不提前進入低碳時代，而這是很多發達國家都做不到的。

　　在鄒驥看來，談判中，中國代表團表現出的底氣，與對未來的承諾，和已經作出的努力密切相關。一個被解振華多次引用的數據是，如果到年底，“十一五”規劃確立的單位GDP能耗下降20%的節能目標能實現的話，相當于過去5年間，全國節約了6億噸標準煤，減排15億噸二氧化碳。

　　在此次天津會議上，中國代表團不僅舉行了若干場新聞發布會公開自己的主張，而且包括解振華在內的中國代表團的高級官員還頻繁接受境內外媒體的采訪。用解振華的話來說，中國以前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及立場宣傳得不多，現在將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媒體。他還強調，應該多給國外媒體一些提問的機會。

　　談判過程中歷來不缺乏責難與批評，天津會議也一樣。當會期過半時，美國氣候變化問題特使托德·斯特恩在地球的另一端指責中國阻礙了這一輪氣候談判。

　　對這樣的指責，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改委氣候司司長蘇偉反駁說，美國不僅在減排問題上無所作為，還想逃避自己應負的責任，把問題歸咎于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

　　有專家認為，中國代表團這樣有底氣的回應，源于中國政府在推進氣候變化談判進程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表現出的誠意、決心和努力。這將為國際談判帶來新希望!

　　國際談判下的全民低碳行動

　　張建宇是一家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天津會議期間，他所在的組織聯合國家發改委氣候司等機構舉行了一場關于中國碳交易的邊會。他告訴記者，在這次會議上，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透露說，《中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活動管理辦法(暫行)》即將出臺，這樣的法規將有可能極大地推動中國國內溫室氣體的減排，因為要實現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諾，必須輔以強有力的經濟手段。

　　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上，中國可以不承擔溫室氣體的減排，但近年來，中國國內的一些企業已經把低碳、減排、交易鎖定為未來的商機。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是，過去一兩年間，北京、上海、天津都成立了碳交易所，與低碳經濟相關的蛋糕似乎就在眼前。可是，三家交易所成立以來，減排交易的生意比較清淡，大多具有“演示”性質。

　　在業界看來，背后的原因是，盡管業界不否認低碳經濟未來的大市場，但這個新生領域存在的諸多缺陷讓其裹足不前。所以，從去年起，國家發改委就在醞釀一套規范碳交易的制度，希望中國的低碳市場能迅速啟動。

　　事實上，類似這樣促進社會經濟向低碳方向發展法律和政策，近年來在中國層出不窮。在張建宇看來，雖然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前景不明，但在中國，卻已經進入全民低碳的時代。

　　在政府層面，幾個月前，中國政府宣布，五省八市進行低碳省市試點;企業層面，過去政府要求強制完成能耗消減任務，目前已經有企業嘗到低碳的甜頭，自主減排;而在公民層面，低碳的生活方式也由小眾走向大眾。

　　全民低碳時代的到來與整個“十一五”期間中國政府不斷提升的減排力度相關。解振華在解讀這種變化時說，中國下這么大力氣節能減排是出于中國經濟發展自身的需要。

　　他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同時也付出了相當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發達國家工業化200多年遇到的環境問題在中國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集中出現。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發展綠色經濟，發展循環經濟、利用低碳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盡可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盡可能提高資源產出率，轉變我們的發展和消費方式，調整我們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發展才可能持續。

　　對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解振華說，“這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目標，但我們一定會說到做到的。”

　　中國亮出低碳路線{page_break}

　　在天津會議上，科技部發布了《中國2010發展中的清潔能源科技》報告，系統介紹了中國近年來的清潔技術進展和前景展望。而這份報告也被業界認為是，未來中國的低碳技術路線路。

　　這份報告提到，未來，中國將把風力發電作為調整能源結構，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替代能源之一;太陽能相關技術還會有長足發展;2020年，新能源汽車市場規模將達到千萬輛級，實現中國汽車工業的技術戰略轉型。

　　世界資源研究所的中國區首席代表鄒驥說，自從中國政府提出單位GDP二氧化碳要消減40%~45%的目標之后，他們就做了一份研究，探討需要采取怎么的措施才有可能實現這個目標。在他看來，必要的措施包括，進一步提高現有的能源利用效率，大規模地使用風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二氧化碳的捕獲封存技術。而要實現能源結構的改變還需要輔助一系列的經濟、稅收手段。

　　在解振華那里，也有一份關于中國未來應該氣候變化的路線圖。他介紹說，首先應該結合國家的五年規劃，提出2020年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的分解方案，推動建立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核算體系和目標責任考核制度。同時，選擇具有典型意義的地方和企業，多層次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典型示范，探索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強度的體制機制和區域、產業發展模式，加快形成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產業體系和消費模式。

　　其次，加快應對氣候變化立法進程，確立應對氣候變化在國家發展戰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確定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解振華說，要根據應對氣候變化的要求，對相關法律、法規、條例、標準等作出相應修訂，切實保持各領域政策和行動的一致性。

　　再有，國家應制定應對氣候變化國家科技發展戰略和規劃，研究提出中國低碳技術發展路線圖，把可再生能源、先進核能、新能源汽車等低碳技術作為提升國家技術競爭力的核心內容，大力研究發展建筑、交通領域節能減排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