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服裝業：黃金十年落幕

　　張俞新近成立了一家生物科技類的公司，這位已經在廣州做了17年服裝業的“老人”正打算成為另一個領域的“新人”。

　　他坦言，此刻，是他最彷徨的時期。

　　1994年，張俞從香港來廣州從事紡織服裝加工生意。

　　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張俞在廣州也擁有了自己的服裝工廠。之后幾年，忙碌著賺錢，一切那么美好。

　　直到2009年。受2008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紡織服裝出口增速開始下滑，加之珠三角長三角出現的“用工荒”，張俞和他的同行們備受煎熬，他們勉力維系，還將工廠遷至內地，但日子還是越來越難。“這個行業我真的不看好了，周圍的做紡織掙到些錢的朋友也都是這樣。如果說2008年大家還想扛過去，現在大多數人沒有信心了。”張俞說。

　　在中國加入WTO的第十個年頭，貿易相對自由化的紡織服裝業迎來最大考驗。

　　崢嶸歲月

　　張俞來自香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紡織服裝行業在香港猶如今日在中國大陸。

　　18歲那年，張俞開始在香港的一家服裝公司打工。“那時我只是一名小跟班。”或許有著做生意的天賦，在那里僅僅呆了四年張俞便跳出來自己做。“工作的時候積累了很多資源，年輕膽子也大，就跳出來貼個牌子自己做了。生意時好時壞，倒是有了一些原始積累，然后就開始炒股，想賺快錢。”

　　那兩年香港的產業一樣不好，因為股市瘋狂了一段時間，情景和現在的大陸有些相像，沒人愿意做實業。

　　這樣過到30歲，遇上了波斯灣危機，幾年的積累一賠而光。“股市下來之后，更沒人去做產業了，那時候很多的紡織服裝廠開始轉移。”張俞說，“我也是那時候被逼出來的。”

　　1994年，張俞來到了廣州。他沒有馬上買地建廠，只是租了廠房，招了些工人，加工生產。

　　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非國有資本最先進入的就是紡織服裝行業。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輕紡織業在東部沿海一帶發展起來。“第一是因為進入的門檻較低、投入也較少;第二人民的生活有這方面的需求;第三，當時國有工業之中，最困難的就是紡織。”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產業部主任孫淮濱說。“那個年代，政策完全是在幫助企業，工人也比較聽話。”張俞回憶著最初的那段時光。

　　那時候的生意真是好做，“同行業的人都很年輕，我30歲已經算老的了。”張俞說，“當時我主要就加工香港的單子。同行做出口的，英美這些國家還有配額。當時配額最多的省份就是廣州，我知道買賣配額的很多。”

　　回想起來，張俞覺得自己當時錯過了一個好時機，“1993、1994年很多人開始做內銷，創個牌子自己做，內銷非常火爆。可能當時經濟剛剛開始起步，百姓對衣食變得有要求，做得好的工廠一天能出貨1萬到2萬件。一件衣服賺10塊錢，你想想是多少。”“當時租的是國企的廠房，租金非常便宜。當時我有四條生產線，一年也就2萬~3萬，相當于沒有費用。”

　　2000年，紡織行業非國有經濟占到了90%以上，成為這個行業的主體。

　　WTO來了

　　張俞真正下決心在廣州買地建廠就是在2000年。

　　“我們聽到消息，2001年中國可能加入WTO，再加上中國申辦2008年奧運會。所以當時就有個判斷，這段時間，中國經濟應該是保持穩定的。”張俞現在回想，自己當時的判斷很準，“當然我沒預測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他開玩笑似的說。

　　1994年烏拉圭回合關稅與貿易談判之前，在國際工業品多邊貿易中，紡織品一直游離于WTO體系之外，接受與WTO原則相悖的MFA機制的調節。MFA是一項限制發達國家進口或者發展中國家自動限制出口的歧視性協議，中國于1984年1月18日正式加入。“那些年中國的紡織行業一直受到這個機制的壓制。”孫淮濱說。

　　1994年紡織服裝終于回歸到WTO的框架下，達成了紡織品服裝協定(ATC)，規定：從1995年開始的十年間，分為四個階段在世貿組織成員國之間取消紡織品及服裝的配額限制，實現自由貿易。2005年1月1日為最后階段，所有配額限制全部取消。

　　孫淮濱說：“這里面隱含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必須要成為WTO的成員，才能真正融入到紡織服裝貿易的自由化。”“2000年，我做了兩件事。”張俞至今記憶猶新，“第一是決定買地建廠;第二是買了一些鋪面開始做內銷。”

　　他說：“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加入WTO之后，我們是要做外國人生意的。原來租的廠房又小、又破，人家來看你廠房規模和環境的時候肯定是通不過的。這些事情，香港經歷過，所以就做了這個決定。”

　　回想起剛入世那段日子，張俞說：“那陣子，中國的很多地區曾經掀起建廠熱。那時候10萬元人民幣就能開一個小廠。一段時間內，曾經導致我們的工人很不穩定。”

　　不過那只是個小插曲，并沒對大家造成什么阻礙。

　　2002年中國入世元年的“成績單”見證了大家的這種瘋狂。“記得那年紡織出口突破了600億元大關，創下出口歷史新高。”孫淮濱回憶。

　　最好的光景

　　一路走過來，張俞感覺最好的光景還是2005年到2007年。他說：“開始租房的時候我只有4條生產線，2003年擴大到12條，好的那三年，我們不僅12條生產線全上，而且還會外發好多單子。”

　　2005年，對紡織服裝行業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大家感受不盡相同，但是身在其中的人都記憶頗深。

　　按照ATC的規定，全球紡織服裝的配額時代應該宣告結束。中國紡織行業在“后配額時代”元年保持加速增長勢頭。這引起了歐盟業界的恐慌，強烈要求對中國部分紡織品進行設限。

　　2005年2月23日歐盟表示，可能會對中國紡織品出口采取“特殊保障機制”。之后，一系列針對中國紡織品的“特保調查”相繼展開，中歐之間的貿易爭端層層升級。“當時這個問題被上升到政治高度。”孫淮濱說，“最后我們和美國、歐盟不得不再次談判，對一部分產品重新設置配額，美歐各有三年。”

　　不過這個事件也讓中國人認識到，加入WTO使中國獲得了一個巨大的貿易增長空間，但是所謂的“貿易自由化”也不可能是“完全的自由化”。

　　2007年上演了另一段“插曲”根源來自國內。

　　新《勞動法》出臺使依靠低勞動力成本發展起來的傳統紡織服裝業受到莫大的挑戰，“一天之內，相同的內容我說了九遍，從早晨一直到晚上，給工人講新《勞動法》。”張俞說，“那段時間，我只是讓工人明白，新《勞動法》是什么，他們有什么權利。工人出來做工還是想賺錢，那段時間甚至沒有什么人離開。”

　　很快，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而來。雖然張俞一直強調是自己的運氣比較好，但是這可能與他很早就停掉了大部分出口生意有關。張俞回憶，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還在7點多的時候他就很少接外單了。“因為我們預測匯率會一直升下去，那肯定是大家都沒的玩了。”張俞很早就將精力轉移到了接內銷品牌的單子上。“2008年，危機來了，內銷火了，我正好趕上。”他說：“危機那年雖然很慘，但是大家抱的還是能扛則扛的心態。”

　　轉行

　　2009年年中，“用工荒”出現在珠三角、長三角。張俞又先人一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追著工人跑向內地開工廠。

　　他說：“我選擇了江西黃石，離廣東。大概50~60人的廠子，用我以前的一個組長在那邊負責管理，他的老家正好在那邊。”事實證明這一舉措是失敗的，半年就關閉了廠子。“我發現他們用我的工廠接私活兒，干完才做我的貨。而在當地開廠，只能用當地人來做管理，這種事情發生很難避免。”

　　2010年他也曾跑到內地的一些省份準備帶著項目投資，最后也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成功。

　　在這個行業里面堅守了30多年的張俞突然萌生了“離開”的念頭。“離開這個行業，這個行業我真的不看好了，周圍的做紡織掙到些錢的朋友也都是這樣，如果說2008年大家還想扛過去，現在大多數人則是不看好了。”

　　這一年，學者們開始猜測中國的“劉易斯拐點”開始出現，即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過渡。這個“點”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在今后十年的最大拐點，它將重新定義中國的增長模式。

　　隨著這種變化，內需成為下一個熱點，創品牌做內銷也成了不少人的選擇。但是張俞堅持認為，創品牌最好的契機是上世紀90年代初，現在已經晚了。“渠道已經被最先做的人占領了。”他說。

　　張俞的工廠現在有150人左右，他最近拒絕了兩組想跳槽過來的工人。“沒那么多單了，要那么多人干什么。”他說。

　　現在，真的是到了大家都思考“怎么做”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