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品注冊造假、人類遺傳資源犯罪入刑,生物醫藥企業發展如何避踩“紅線”?
近日獲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其中多條涉及生物醫藥行業,包括生產、銷售假藥,藥品注冊造假,我國人類遺傳資源(下簡稱“人遺”)以及基因編輯、克隆的人類胚胎植入人體或者動物體內等相關條例的修改。
“我國的刑法也是在不斷地完善,對涉及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存在風險的生物醫藥安全等都非常重視,這也是此次將藥品注冊造假、人遺犯罪等納入刑法監管的主要原因,將藥品全生命周期納入刑法監管,防范生物醫藥安全風險。”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衛生法中心主任王晨光近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
王晨光指出,以往很多人認為臨床數據造假并不是什么大事,也沒有造成社會危害,所以不在刑法監管之列,但實際上若從源頭沒有注意,到最后生產出來的藥品,就會造成很大的社會危險與威脅;包括人類遺傳資源犯罪等一旦風險造成,會造成很大的災難,此次刑法修正更多的是要防范風險。
浙江鑫目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榕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上述修正案體現刑法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也是與藥品管理法、生物安全法等的銜接,表明國家加強對公共衛生安全、食品藥品安全、生物安全、生命安全的關注。相關行業也應當做好企業合規問題,按照法律規定制定對應的工作制度,這也將影響整個行業的發展。
源頭把控
對于藥品注冊問題,監管部門一直很重視,2015年更是成為重點關注的焦點,也在業內掀起了一股臨床數據自查風暴。
2015年7月22日,原國家食藥監總局(CFDA)要求《關于開展藥物臨床試驗數據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這份自查公告被稱“史上最嚴的數據核查要求”。
上述公告要求申請人對申請上市和進口的1622個注冊申請的臨床試驗數據真實性、完整性、規范性進行自查,扣除免臨床試驗的193個,需要進行自查的品種共計1429個。申請人對臨床試驗存在問題的注冊申請可以主動撤回,補充完善后重新申報。
2015年10月起,原CFDA組織對待批準的注冊申請開展核查。截至2016年6月底,企業經自查主動申請撤回了1193個,占應自查總數的83%。截至2016年9月底,共核查117個注冊申請,對其中存在真實性問題的30個作出了不予批準的決定,約占應自查核查品種的2%;對涉嫌數據造假的27個品種11個臨床試驗機構和合同研究組織(CRO)予以立案調查。
企業自查主動撤回有多種原因,藥化注冊司負責人強調,有的是不符合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影響試驗結果科學性和準確性;有的是數據不完整,不可溯源,不足以證明申報藥品的安全有效;也有的數據不真實,不排除有故意造假。
但自此對藥品注冊造假敲響了一記沉重的警鐘,給企業也提出了警醒。2017年,在原CFDA藥監新政的有力推動之下,最高法和最高檢出臺過關于藥品臨床試驗數據造假入刑的司法解釋。
王晨光指出,藥品注冊主要審查藥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質量可控性,臨床試驗報告所載明的數據主要反映試驗藥物的這些考察指標。因此,臨床試驗數據報告必須真實、客觀地反映試驗的情況。這不但決定了藥物能否得到批準,更決定了藥品臨床使用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兩高’以司法解釋的方式積極介入臨床試驗數據造假的治理,意味著刑事司法正式介入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的規制,這對于凈化我國新藥研發申請的環境,維護藥品注冊申請的秩序,提高藥品上市審批的效率,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王晨光指出,雖然目前沒有很多的相關案例,但這從側面也說明了法律的威懾作用。
“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犯罪構成上比司法解釋更加嚴格。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按照司法解釋,屬于行為犯,即只要實施提供虛假注冊材料就構罪,按照修正案,屬于情節犯,不僅要實施提供虛假注冊材料的行為,而且必須‘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犯罪構成上比司法解釋更加嚴格。”江蘇億誠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合伙人馮永強解釋說。
不過,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在醫療資源緊張的情況下,此前一些新藥臨床試驗也只是“走過場”,在臨床試驗中極為重要的數據在中國往往被忽視。
據《中國臨床藥理學雜志》2013年針對國內各試驗機構的一項調查統計,在試驗方面,試驗記錄不規范的比率為(含原始資料保存、病例報告表填寫、原始病歷書寫、錯誤修改、對監查和稽查的整改等)85.7%,是臨床試驗中存在問題最多的環節,全國僅有1/7的機構未發現問題。
此次藥品注冊造假入刑有利于行業規范,對患者也有利。
王晨光指出,在主體方面,藥品注冊的申請人一般也是臨床試驗的申請人,而藥物臨床試驗需要委托給臨床機構進行,因此,臨床試驗機構及其操作人員也構成藥品注冊法律關系中的相關主體。此外,在藥品制造領域,形成了一種專門為制藥企業提供醫藥研發外包臨床試驗方案,包括選擇醫院、醫生、臨床試驗監察工作,數據搜集管理,統計分析以及統計分析報告的撰寫等工作的中介組織CRO。
馮永強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刑法142條是條雙罰條款,即個人和單位都可以成為犯罪主體,即從事本條規定行為的個人或單位。如果是單位構成犯罪主體,根據刑法第150條,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各該條的規定處罰。
“至于入刑主體,不能一概而論,要根據個案確定。例如,注冊造假是經過醫藥公司董事會討論的,或者公司主要股東都知道的,公司就可能構成單位犯罪,其中如果CRO不知道造假,甚至造假明確反對,則單位構成犯罪,他個人也不會成為責任人;反之,如果CRO知曉并配合造假,甚至是主要參與者,他就會成為責任人。醫院是否承擔單位犯罪責任也是類似的。如果只是醫藥公司的個別員工或者醫院個別醫生造假,則公司和醫院不構成單位犯罪。”馮永強指出。
一位上市藥企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現在藥企重點關注國家醫保談判、集采,但經歷過“722”監管風暴后,整個行業對藥品注冊方面持謹慎態度,不過,因為醫療資源限制等因素,可能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規范之處。
試驗記錄不規范算不算造假?馮永強指出,本條是屬于故意犯罪,主觀上要求主體必須是故意的才能構成犯罪。不規范一般是由于管理過失造成的,不屬于故意,也就不構成犯罪。并且本條針對的行為是“欺騙手段”,即主觀上特別強調是直接故意。
“這無疑是給醫藥制造、銷售行業和醫藥企業敲響了警鐘,也是架在醫藥企業頭上的一把利刃,提醒行業和企業在申請藥品注冊時容不得半點虛假,極大減少藥品注冊申請中的弄虛作假行為。強化了醫藥服務外包、醫療機構等與藥品注冊申請相關的單位的責任。”馮永強指出,還有可能會進一步推動醫藥服務外包行業的發展。本條款總體上會增加藥品注冊申請中的成本和風險,醫藥企業為平衡藥品注冊申請中的成本、效率及風險,會更多地借助醫藥服務外包企業開展要求注冊申請中的相關工作。
防范風險
除了在藥品注冊源頭防范風險外,此次刑法修正也在生物安全領域作出了風險防范,如人類遺傳資源。
浙江鑫目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榕指出,此次刑法修正案與生物安全法進行了銜接并保持一致性。人類遺傳資源問題不僅僅是生物科技問題,還事關人體健康,涉及倫理道德,公共利益。
馮永強舉例說,人類遺傳資源與具有一定的地域、人種、民族是息息相關,一旦對于不合理的,或者帶有惡意的使用、利用這些資源信息,將帶來的后果及影響面是特別大的,直接影響一個群體甚至一個民族,給國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帶來很大的威脅。
就今年疫情來說,生物安全早已提高到了國家安全體系的問題,可以說生物安全關系到人類存亡的問題。
馮永強指出,我國早在1999年就已經有人類遺傳資源的立法,但當時只是一個部門規章《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一直到2019年人類資源立法才上升為行政法規,即《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此次上升到刑法立法,這其中也是逐步升級的過程。
2018年10月,科技部發布華大基因、阿斯利康、藥明康德、上海華山醫院等6家公司或機構因違反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規定遭處罰的消息。據了解,部分處罰決定是在2015年和2016年作出。這也是科技部首度公布人類遺傳資源行政處罰。
就此,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免疫學系教授王月丹指出,這實際是體現了國家有關部門對國人基因和遺傳信息安全的重視,在促進國際科學研究合作的同時,保障好我國的戰略安全和人民健康。
特別是新冠疫情暴發后,生物安全更是引起國家層面的高度重視,今年10月17日還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隨后11月23日,國內生物醫藥上市企業金斯瑞發布公告稱:11月21日,章方良收到鎮江海關緝私局簽發的逮捕通知書,逮捕原因是章方良涉嫌走私中國法律進出口規定禁止的貨物。業內判斷其或與人類遺傳資源有著密切關系。
據了解,相關企業也在積極尋求更合法、合規的解決方案。
近日有企業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法案出臺后,我們企業內部也一直在研讀,我們期待近期會有更多的實施性法規及規章出臺,給行業更為具體和詳細的指導,在這些具體措施制定的過程中,也希望產業界可以有機會向政府部門闡釋我們的技術內涵、潛在風險和風險防控的措施等。從而,讓企業在踐行法律規定的同時,能繼續在國際上保持中國的生物科技領先優勢。”
就在半年前,為防范相關風險,藥明康德集團旗下明碼生物科技宣布重組,將其海外業務整合成一家新公司Genuity Science,董事會全由外籍人員組成,業務重心聚焦在美國、冰島與愛爾蘭,不再涉及中國業務。此后,Genuity Science與中國境內的明碼生物科技實體相互獨立,成為境內外兩家無股權關聯的獨立運營主體,各自發展。
實際上,生物安全法及此次刑法修正案,將人類遺傳物質安全問題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人類遺傳資源材料是指含有人體基因組、基因等遺傳物質的器官、組織、細胞等遺傳材料。基因作為人類遺傳資源重要組成部分,其安全性如何保障目前受到社會公眾關注。根據公開資料,基因合成也存在潛在的被開發成生物武器的可能。這也引發了對基因合成安全的探討,這實際也是基因合成產業發展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例如基因合成是否屬于人類遺傳資源,是否屬于兩用物項,在進出口的時候是否要進行相關限制。
中國醫藥生物技術學會一位專家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現在基因合成等技術快速發展,對監管也帶來一定挑戰:“基因合成監管方面,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可以合成,什么不能合成。如果基因合成物是眾所周知的,那么不存在問題,如果合成生化藥或生物武器,則需要制定規則,規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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