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車紅棗的悲愴命運 豫棗農李年紅的豐收之痛

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是烏魯木齊、都能把進城的農民商販當寶貝，在容不下玉米和西瓜的傲慢之后，我們又再次見證了一車紅棗的悲愴命運：8月30日《鄭州晚報》消息說，“在忍受一天多的白眼后，市場不讓進，路上有人攆，河南省洛陽市棗農李年紅一怒之下，將滿滿一車的金絲大棗，一捧一捧含淚撒向河中”。 　　城市之大，竟然容不下一車新鮮的紅棗。據說李年紅是想“靠這些大棗給上學的孩子交學費”的，當城市高傲地在一個農民面前關上自救的大門，是怎樣的絕望與辛酸催化成“拋灑血汗”的“另類反抗”啊。賣棗難、賣瓜難、賣桃難……周而復始的命運交響，讓人想起上世紀80年代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失意回鄉是進城農民無法逃避的宿命。當我們在“新農村”的旗幟下高調出國考察的時候、當我們在“新農村”的號角里滿面紅光蓋高樓的時候，誰能看到農業初級產品在壁壘森嚴的“城關”成本前的無序而濫觴的命運呢？ 　　小時候我也和父母進過城賣過農產品，農民總是最理性的偉大經濟人。正如諾貝爾經濟學得主W·舒爾茨說的：“全世界的農民在處理成本、報酬和風險時是進行計算的經濟人。在他們小的、個人的、分配資源的領域中，他們是微調企業家，調諧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許多專家未能看出他們如何有效率。”農民進城的動力來自這個時代工業化和市場化的預言，來自于他們對自身預期收益與成本的權衡。因為新鮮紅棗的保質期是有限的，自產自銷仍然是相當一部分小的種棗戶的主要營銷形式——走街串巷比例的多少，可以從側面說明當地農村產業化水平的高低；再者，農民天然的弱勢地位在市場中根本沒有定價權，容易受到中間環節的盤剝，他們竭力維護自己的勞動價值合情合理。表面看，在物流高度發達的社會，農民割斷社會分工、自己負擔運輸和交通費用進城直銷農產品，的確是反市場的行為，但是，這一車紅棗除了進城還有更好的機會選擇嗎？ 　　遺憾的是，城市總是以“大觀園”的心態來打量這些進城的“劉姥姥”——可以施舍、但決不能容許其融入他們的經濟生活。譬如紅棗，李年紅車上的紅棗起碼更新鮮安全更價格低廉，為什么城市寧可去商場冒著被防腐劑等蒙蔽的風險還高價埋單呢？這看起來很悖論，其實這個命題本身是主體偏差的——因為市民肯定愿意選擇李年紅車上的紅棗，但是城市基于面子虛榮上的制度設計不答應。 　　于是農民進城的成本無限詭異，在顯然的運輸和交通成本之外，還加入了最致命的“制度成本”和隱性的“心理成本”：制度成本就是要通過制度條文把個體力量下的農產品趕出城門；心理成本就是通過行政剛性力量的威懾、輿論氛圍的逼迫使得個體農戶在城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最后的結果無非有二：你還敢進城嗎？縱使你進了城門還能生存嗎？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在時代進程中如何讓農民增收致富、分享改革成果的問題，而中國9億農民的和諧與幸福，迫切需要我們降低每一扇“城門”的門檻，讓市場自由教會他們飛翔的本領、讓命運公正地賜予他們微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