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高級定制時裝狀況：重思和重建？

　　這個世界存在著奇怪的平行。就在世界經濟與政治領導人齊聚達沃斯、討論如何“改善世界狀況：重思、重設和重建”的同一周，世界時裝大腕(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云集巴黎，討論如何“改善高級定制時裝狀況：重思和重建”。

　　當然，理論上說，重設這件事他們一直在做。

　　盡管這兩個問題的導火索是同樣的現實——宏觀與微觀層面都在收緊預算，但兩者的內在動因并不一樣。與“我們如何預防機構變得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閉?”不同，在巴黎，人們的問題是：“某件東西至多可以小到什么程度，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它已經失敗了?”盡管高級定制時裝客戶的數量可能——正如仍然制作手工定制服飾的品牌所聲稱的——在增長(尤其是在中東、亞洲、俄羅斯)，但時裝周本身正在縮短：現在實際上只有3天，且只有7個主要品牌出席。當大多數客戶都忙著自己的事、各大品牌不得不親自登門拜訪時，這樣的典禮還有必要嗎?

　　舊觀點會回答說“有必要”，因為高級定制時裝是一座藝術實驗室，設計師可以無拘無束地發揮他們的想象力，他們的創意會慢慢影響成衣，然后再從成衣到大眾服飾;現在所發生的一切決定你日后的穿著。然而，從上周T臺上的眾多服裝系列來看，情況似乎已經不再如此。

　　以克里斯汀?迪奧(Christian Dior)為例，約翰?加利亞諾(John Galliano)用19世紀服裝師查爾斯?沃思(Charles Worth)的設計，以及女士騎馬服飾作為他的創作靈感。盡管隨后展示的以公爵夫人緞為面料的各種明艷色彩的騎馬夾克、垂花飾短裙、與眾不同的長裙令人眼花繚亂，但它們的吸引人之處卻在于它們是古董。這些服飾是舊思想令人難以置信的極端真實版。

　　Armani Privé與香奈兒(Chanel)也是如此：喬治?阿瑪尼(Giorgio Armani)和卡爾?拉格菲爾德(Karl Lagerfeld)均制作出了可愛且精致的時裝系列，但卻沒有為此次對話引入特別嶄新的內容。阿瑪尼用月亮作為這次高級定制服裝設計的主題：曲線式的短上衣搭配郁金香裙或太空褲、一邊帶有光影的黑色晚禮服、用近乎全息照面料做成的模仿月運周期的熠熠生輝的白色晚禮服。它們都很惹人注目，惹人注目得就像這位設計師成衣的奢華版。

　　同樣地，在香奈兒的秀場，重大新聞是T臺上少了一些東西(小黑裙這次被換成了小粉色套裝;金色紐扣被換成了銀色裝飾);新創意是，經典紗裙縮短(對于活潑好動的人來說，這是個好創意)，透明綢緞或雞蛋形狀的晚禮服與精細、近乎徽章式銀色刺繡的結合(不是一個好創意：效果非常糟糕)。

　　毫無疑問，這些服飾不乏喜愛者：坐在阿瑪尼秀場前排的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變得如此興奮，以至于你都可以讀出她的唇語——她尖叫說：“噢，我的上帝。那件衣服!”但這些服飾將如何推動時裝業的下一輪革命我們很難看清;它們更像舊服飾前所未有的精美版。艾莉?薩博(Elie Saab)品牌也是一樣：這位設計師將珠飾、蕾絲、薄紗結合成一件紅地毯禮服的能力不可否認，但同樣也并不令人吃驚。

　　甚至連高緹耶(Jean Paul Gaultier)鮮明生動的墨西哥旅程看上去也令人沮喪地感到極其熟悉：編織的皮毛、插上羽毛的禮服、帶繡花的牛仔緊身衣、配有金色綢緞與亮片的土匪細條紋西裝;秀結尾所使用的艾莉兒?唐貝索(Arielle Dombasle)的小夜曲ageing siren，僅僅更凸顯了這一點。問題不在于銷售，而在于時裝的目的——在T臺上展示，而不是私下展示給客戶看。僅僅展示美麗與技藝、而缺乏對女性服飾未來的思考，真的足夠嗎?

　　這么做當然很安全，嘗試傳遞比較沉重的信息可能會引發反對聲音，正如我們在華倫天奴(Valentino)秀場上所看到的。該品牌的新設計師——皮埃爾?皮喬利(Pier Paolo Piccioli)與瑪麗亞?基烏里(Maria Grazia Chiuri)嘗試通過結合運用荷花邊、羊絨、珠飾、綠革，將時裝帶入未來。遺憾的是，他們沒有成功(帶褶皺的荷花邊綁腿并不討人喜歡)。盡管如此，至少他們嘗試了，他們帶來了一些值得討論的東西。

　　或許覺察到了這些風險，據報道，紀梵希(Givenchy)重新構思了秀的形式：卡爾多?蒂希(Riccardo Tisci)展示了極為高雅的燕尾服搭配鴕鳥毛裝飾的T恤、一些極為過時的長禮服與透明緊身衣;巴黎高級時裝聯合會(Chambre Syndicale)則大玩概念，試圖將時裝周的目的轉變成手工定制的慶典。事實上，即重建時裝周。

　　因此，今年的高級定制時裝周日程加入了一天的“高級珠寶”展示，出席品牌有梵克雅寶(Van Cleef & Arpels)、寶詩龍(Boucheron)、Chaumet等;其它品牌則抓住這一機會展示了一些特別的設計，其中包括羅威(Loewe)，斯圖爾特?維佛斯(Stuart Vevers)展示了像黃油一樣柔軟的黑色皮革休閑服、大衣和手提包;Worth將長禮服縮短成了緊身胸衣與迷你裙;羅杰?維威耶(Roger Vivier)、Clements Ribeirio、馬丁?馬吉拉(Martin Margiela)展示了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化。

　　在維威耶，創意總監布魯諾?弗里索尼(Bruno Frisoni)用時裝作為夢幻手提包的靈感，給手提包“穿上”仿古花邊、仿玳瑁、琥珀與絲綢;在Clements，設計師伊納西奧?里貝羅(Inacio Ribeirio)與蘇珊?克萊門茨(Suzanne Clements)用舊絲巾拼接成了很有特色的長裙與單衣。馬吉拉主要以上世紀30年代、50年代、80年代的長裙為中心，對它們進行重塑，使它們變成21世紀的袖子，古老的袖子擁抱著身體，就像貼身短內褲一樣。這與安妮?瓦萊麗?哈什(Anne Valerie Hash)早些時候的一個秀如出一轍。安妮是試圖在幾乎無預算的情況下在時裝界獲得成功的年輕設計師之一，她重新改造了達芙妮?吉尼斯(Daphne Guinness)、蒂爾達?斯維頓(Tilda Swinton)等眾多好友捐贈的服飾。

　　如此巧合的群體思維之所以有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讓我們關注到一個事實，即，將現有的結構轉變成討人喜歡 的嶄新的東西是所有人追捧的，在時裝界與金融界均是如此。想想法國工業部長克里斯蒂安?埃斯特魯斯(Christian Estrosi)最近宣布的改善本土時裝業狀況的方法：創辦一個機構，“向時裝公司及其它創新型企業的貸款提供國家擔保”。換句話說，即銀行。甚至在時裝工作室，也有一些眼睛盯著達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