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迎難而上打“硬仗”

　　霧靄漸消，飛機緩緩下降，雨后的南粵大地安寧而蔥蘢。

　　當國際金融危機的陰云在珠三角上空散去時，人們也發現，位于“風暴眼中心”的廣東并沒有出現外界擔心的狼狽與窘迫，相反，卻多了一份洗禮后的自信和淡定。

　　2009年，廣東GDP增長9.5%，經濟總量連續第二十年位列各省“冠軍”。更讓人欣喜的，是這樣一些“第一”：

　　制造業質量競爭力指數躍居全國第一；

　　金融服務業整體規模全國第一，首次超過香港；

　　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首次雙雙位居全國第一……

　　既保增長又轉方式，廣東實現了“綠色突圍”。

　　這個高速飛翔了整整30年的中國經濟“排頭兵”，在關注GDP增速的同時，更加關注GDP的構成和質量。

　　危機就是契機，倒逼機制就是倒逼機遇——

　　廣東不轉不行，慢轉也不行

　　有這樣兩個數字，一時令廣東人內心糾結。

　　一是外貿依存度最高時達160%，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7倍；一是貼牌生產的加工型企業達3.9萬家，占全國40%。

　　依靠毗鄰港澳、先行一步的優勢和成本低廉的優勢，廣東創造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珠三角模式，這些數字曾經代表著發達和榮光。然而，當國際金融危機襲來時，它們卻代表著沒打上“補丁”的漏洞：高外貿依存度帶來與國際市場“同此涼熱”的高風險度，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更多；而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嘯里，那些沒有自己“頭腦”和“心臟”的貼牌企業更容易“沉沒”。長處成了短板，廣東的經濟增長率一度墜落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5.8%。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對這句話，恐怕沒有人比廣東人的感受更為真切。金融風暴，浮華吹盡，袒露的，正是廣東外貿依存度高、產業層次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等傳統經濟發展方式上存在的問題。

　　廣東并非因危機而大夢初醒。早在200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就敏銳地指出：“如果今天不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要被產業結構所調整。”這句被廣為傳播的名言，與其說是準確的預測，倒不如說是廣東在危機前就開始注重發展方式轉變的生動寫照。

　　改革開放30年來，廣東經濟年均增長13.6%，相當于世界同期平均增長率的四倍，可謂“世界走一步，廣東跨四步”。與此同時，也形成了珠三角模式等傳統發展方式。這樣的發展方式，即使不遭遇“天災”,也會碰到“天花板”。

　　省長黃華華分析了廣東傳統發展方式的“三個難以為繼”：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發展模式在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環境中難以為繼；產業和技術經濟大而不強、缺乏核心競爭力的生產方式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難以為繼；長期形成的主要依靠物質投入、外延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在能源土地等資源制約突出和部分地市環境承載力接近極限的情況下難以為繼。

　　“平靜的湖面練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環境造不出時代的英雄。”廣州一家公司的標語道出了廣東人的心聲：危機就是契機，倒逼機制就是倒逼機遇。

　　“金融危機幫了大忙，我們決不能‘浪費’危機”，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說，改革開放以來，東莞經濟年均增長18%。他們居安思危，在2006年就提出經濟轉型。“我打了個比方，就像一趟高速行駛的列車，已經奔跑30年了，你不放緩速度好好檢修一下，給它加油，以后怎么來繼續加快發展？”可是，由于當時東莞經濟一片繁榮，這樣的理念多少受到了非議。危機一來，外貿依存度高達253%的東莞有1000多家低端企業倒閉，東莞人頓悟了。去年，雖然東莞經濟的速度有所放緩，但效益卻上去了：人均GDP增速首次超過GDP增速，第三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

　　“這次金融危機，是轉變發展方式的最后一個時間窗口”，“傳統發展模式之危、科學發展模式之機”。廣東聞“機”起舞，正以更矯健的身姿亮相登臺。

　　要“騰籠換鳥”，還要“擴籠壯鳥”——

　　雙轉移雙提升推動雙破解

　　在廣東，有這樣兩個“清遠故事”耐人尋味。

　　廣州、深圳的人均GDP已突破1萬美元大關，但與廣州僅隔30公里的清遠山區，人均GDP還徘徊在2000美元上下。清遠貼牌生產世界某著名品牌運動鞋，這種鞋在美國大約賣100美元一雙，而清遠的生產企業只能拿到2美元。

　　“清遠故事”，折射的是長期困擾廣東的問題。“廣東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最大問題，一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一是產業綜合競爭力不高。”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魯云一針見血。

　　面積占全省10%的珠三角，經濟總量是粵北山區的5倍，東西兩翼的4倍，區域發展不平衡一直是廣東的“內傷”。而在國際產業分工的“U”型曲線中，廣東長期停留在曲線的底部，躑躅于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有強大的制造能力，卻沒有強大的核心技術，有眾多的產品，卻沒有眾多的自主品牌。“U”型曲線被稱為“微笑曲線”，廣東卻笑不起來。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廣東究竟該怎樣落子布局？

　　“雙轉移”戰略橫空出世：引導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粵北及東西兩翼等欠發達地區轉移，騰出資源和空間吸引先進制造業和高端服務業等進駐；引導欠發達地區勞動力向當地二、三產業及珠三角發達地區轉移。

　　有人將這一戰略稱為廣東轉方式的“天才設想”，但這個“設想”出臺之初卻并不順利。

　　“‘騰籠換鳥’，趕走麻雀，能引來金鳳凰？”“轉移到粵北山區和東西兩翼會不會水土不服？”“金融危機下，企業生存都困難，哪有能力‘雙轉移’？”對此，廣東的決策者態度十分堅決。在壓力最大的時候，省領導也這樣堅持：“‘雙轉移’不是萬能的，但至少不是毒藥。”

　　“雙轉移”堅定前行。佛山的陶瓷產業園轉到了清遠；中山火炬高新區在200公里外的陽西縣又點燃另外一支“火炬”……在距珠三角腹地100至300公里的環形輻射帶上,分布著33個省級產業轉移園，去年實現工業總產值907.18億元，吸納勞動力39.2萬人。

　　“粵北‘寒極’變‘熱土’”、“未來十年看粵西”。在產業轉移園的帶動下，粵北山區和東西兩翼熱氣騰騰，各項經濟指標增速普遍高于珠三角。去年,廣東全省區域發展差異系數降至0.743，為近五年最低。

　　與此同時，珠三角的產業再也不是“珠江水，廣東糧，東莞鞋襪走四方”的模樣了，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明顯下降，世界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紛至沓來。

　　“廣州開發區是‘雙轉移’戰略的最直接受益者”，廣州市委常委、廣州開發區管委會主任薛曉峰說起了這樣一個故事：九龍工業園轉移走20多個每平方米投資密度不足100元的項目，引進了七八個投資密度達700美元的新項目，“米產”一下子提高了50倍。“廣東要‘騰籠換鳥’，我們自我加壓，提出要‘騰籠引鳳’。”去年，廣州開發區“在最差的年景取得最好的收成”，六項指標全國第一，成為中國經濟總量最大、經濟效益最好的開發區。

　　如果說“雙轉移”戰略是“騰籠換鳥”，那么廣東隨后提出的“雙提升”戰略就是“擴籠壯鳥”：提升產業競爭力和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提升產業競爭力，除了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優化存量這一手，還要有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用增量稀釋存量這一手。“用增量稀釋存量，可以說是我們改革發展的一條經驗”，汪洋說，“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手更重要，決定了廣東產業的發展方向、后勁和競爭力。”

　　現代服務業風起云涌。“隨著佛山金融高新區、美旗物流、三水名牌折扣店等一批重大服務業項目的推進，去年佛山的服務業投資已占到總投資的60%！”曾任廣發證券董事長的佛山市委書記陳云賢興奮地說。

　　新興戰略性產業異軍突起。廣東的新興顯示器件、新能源、新光源、新一代寬帶無線移動通信等已成為奪目的“產業之星”。

　　另一個提升——“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已成為廣東的“流行語”：

　　“要在國際賽場上與別人抗衡，就要練肌肉、練力量。練肌肉、練力量的過程，就是企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高核心競爭力的過程”——省里這樣說；

　　“自主創新，廣東要當‘尖刀’，深圳要爭當‘刀尖’”——市里這樣說；

　　“核心技術就是脊梁，企業不能永遠沒有脊梁”——企業這樣說。

　　科技部公布的《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顯示，廣東區域創新能力已排名全國第二、研發人員總數全國第一、發明專利授權量全國第一、創新經濟績效和企業創新能力全國第一、高技術產值和產品出口全國第一。

　　“雙轉移”和“雙提升”，帶來的是區域發展的協調，是產業轉型升級和綜合競爭力的提高。由此，廣東經濟發展方式的兩大難題也開始得到了“雙破解”。
向“久推難轉”的背后開刀——

　　走出“不愿轉”認識誤區，營造“持續轉”體制機制

　　廣東的決策者常常自問：

　　為什么許多人意識到加快轉變的重要性、緊迫性，但在實際工作中仍習慣于沿襲老一套，求速度、拼規模、鋪攤子？

　　為什么經過多年努力，廣東經濟發展方式仍然“轉而不快”？

　　“久推難轉”，是因為思想上“不愿轉”。前些年，“不想轉”、“害怕轉”的論調在廣東一度甚囂塵上。

　　回首改革開放之初，廣東人飯都吃不飽，卻能窮則思變，珠三角的鎮長、村支書們爭先恐后地去香港招商拉投資。現在，廣東經濟總量已超過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小龍”，占全國的1/8，一些干部卻沉浸在“總量第一”的光環下不思進取。小富即安，傳統路徑依賴，加上維護既有利益格局，這是“不愿轉”的根源。

　　廣東對癥下藥，舉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奔赴華東考察取經；邀請專家作講座；組織宣講團深入基層宣講輔導……省委、省政府還邀請網民“灌水”、“拍磚”，3萬多條意見建議和500多篇網文如雪片般飛來。討論結果，全省的共識不斷凝聚。

　　“久推難轉”，還因為體制機制保障缺乏不能“持續轉”。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張廣寧說，如果政績考核還是“唯GDP論英雄”，那么地方政府表面上會把轉方式捧得很高，實際上仍可能緊盯速度，看重規模。廣東開始改變政績考核的“指揮棒”。

　　“增城模式”讓人耳目一新。根據不同的資源稟賦，增城將全市劃分為三大主體功能區。南部定位為重點開發的新型工業區；中部為優化開發的文化生活區；北部山區為限制開發的生態產業區，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堅決不發展工業。

　　與見效快、收益高的工業項目相比，生態效益可是個逐步顯現的過程，如何調動當地干部的積極性？“我們建立了分類考核機制，南部重點考核工業產值和自主創新能力，北部則重點考核旅游和農業產值，不考核工業”，增城市委書記朱澤君說，“去年，南部的新塘鎮雖然工業產值接近900億元，但由于居民收入增幅這個指標不夠高，沒有獲得考核優秀獎；而北部雖然只有1億元的工業產值，卻由于達到考核要求而拿到了優秀獎。”

　　轉方式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如何解決廣東人才和科技資源不足的問題？如何提升政務、社會等轉方式的“軟環境”？如何做到“好了傷疤不忘疼”、防止傳統發展模式復歸？廣東還在探索。

　　30年前，廣東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殺出了一條血路”；今天，在經濟發展方式變與不變的抉擇、舍與得的考量、進與退的權衡之間，廣東正試圖“闖出一條新路”。廣東人深知，當好排頭兵，絕不僅僅是發展指標領先，更要在發展方式上走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