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鞋企謀轉型　擺脫“三上三下”陰影

　　當前的中小企業，無疑又面臨著自金融危機以來新一輪的、普遍的、嚴重的經營困局。

　　從浙江省社科院的調研情況，以及記者深入溫臺等地區的調查來看，前段時間傳聞的“倒閉潮”一說，實際上并不成立。但是，浙江本地的中小企業，特別是處于產業鏈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的中、小、微型企業，確實日子不好過。據本刊記者調查，溫州有近20%的中小企業處于半停工或者停工狀態，制鞋等個別行業的小企業停工狀態更為普遍。

　　當下中小企業的經濟環境因素。

　　其中“三上”，一指人民幣匯率上行，二指CPI上行，通脹形勢嚴峻，三指企業經營成本上升，包括原材料、土地、能源、勞動力等多種生產要素價格的上漲;“三下”則表現為，一是投資增長率下滑，二是信貸投放增量下降，三是節能減排壓力趨緊。

　　從希望中小企業更好發展的旁觀者來看，意識到“三上山下”的存在還遠遠不夠，還必須科學、理性地認識和應對“三上三下”。

　　比如說，近年來CPI高企出現的通貨膨脹預期上升，必然會傳導到信貸投放量的下降，而信貸投放量的下降，對于貸款依存度較高的中、小、微型企業來說，就會出現資金鏈緊張的難題。調查顯示，“2011年以來，溫州70%的中小民營企業缺錢，即便是高息誘惑下走民間借貸渠道，也難借到錢”。但是，以上兩方面不利因素畢竟是短期的影響。對于企業來講，撐得住就撐，撐不住兼并重組，實現良性擴張也不失為良策。當然，政府應通過“引導幫助成長性好、科技含量高的中小企業到資本市場實現直接融資，完善中小企業股權交易平臺，重點培育小額貸款公司，探索民間融資陽光化道路”等多種方式，真正形成與民營經濟大省相匹配的有特色的金融環境，這應該也是努力的方向。

　　再比如說，制造業的投資增長率下滑也非常值得關注，但總體上，當前國內對三次產業整體的投資率仍然是上升的。這說明了目前的經濟增長，正由過去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二、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恰恰體現了我國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質量的提升。

　　還比如說，人民幣升值對浙江外向型經濟的影響較大，削弱了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人民幣的升值也意味著浙江企業海外投資成本的下降，而且，在人民幣升值的同時，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亦有類似情況。因此，目前匯率因素對企業成本上升的影響整體還是比較小的。

　　對當前浙江民營企業成本上升影響最大的，實際上是原材料成本及相關生產要素導致的經營成本的上升。調查顯示，在浙江臺州，原材料成本因素占到了總成本飆升部分的69.4%。原材料加上土地、能源、勞動力價格的不斷上漲，才真正地構成了當前民營企業經營成本上升最主要的不利因素。必須認識到的是，這還是一個長期性存在的因素，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結果。這應是解讀當前中小民企困局原因的最大的意義所在。

　　我們的調查表明，當前也有浙江部分企業認為“三上三下”對企業的影響不大。究其原因，一部分是通過技術改造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還有一些通過產品升級進而合理提高價格轉嫁企業成本，第三是采取多元化的經營分散企業成本上漲帶來的壓力和風險。在成本上漲壓力下倒逼的這幾項措施，也正是浙江企業加快轉型升級的生動注解。

　　誠然，中小企業的轉型升級非常困難，但是“轉型升級”無疑是浙江企業走出“三上三下”陰影，并繼續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不二法門。而中小企業實現轉型升級，除了政府必不可少的政策支撐與外部經濟環境的改善外，最主要的，是企業家要有堅定的意志與明確有效的轉型升級手段。

　　近一個時期以來，浙商，尤其是溫商群體表現的一種浮躁之風引起外界的擔憂。今年“兩會”期間，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說，他最為擔心浙江民營企業家脫離實業去做其他，去炒房炒股，去買賣珠寶黃金;如果這樣的話，浙江的實業就會出現空心化，浙江的民營企業家和浙江的民營經濟說不定哪天就會被蒸發掉了。而關注浙商的學者們同樣擔心，“如果浙商成了食利階層，喪失創業精神，那影響將是深遠的。”

　　我們的中小企業主們應該不會淡忘，三四十年前，在“割資主主義尾巴”的惡劣環境下，第一代浙商們，從擦皮鞋、做裁縫、彈棉花、磨豆腐、收廢品、理發、養鴨等起步，硬是發展到今天在省內創辦40余萬家各類企業，在省外活躍著640萬商人，還有100多萬商人創業在世界各地的“世界第一商幫”。他們所走過的，難道不是“轉型升級”之路?

　　面對“三上三下”的挑戰，浙商要重提并進一步發揚浙商精神。

　　浙商精神是什么?創業期，浙商展現的是著名的兩個“四千精神”;守業開拓期，浙商展現的是勤奮務實的敬業精神、靈活創新的變通精神、抱團合作的團隊精神、恪守承諾的誠信精神等四方面。新世紀新階段，浙江人均GDP已經達到了7600美元，對當代浙商的精神風貌，最近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課題組將其概括為“任時敏行，開拓創新，勤奮拼搏，誠信守義，情懷家園，四海為業”。經歷了不同時期，浙商精神風貌趨于不斷地提升和完善，但有一點，浙商的“熾熱企業家精神”是永遠不能丟掉的。

　　少抬頭埋怨，多埋頭苦干。秉承浙商精神，堅定持續地走轉型升級之路，浙江經濟才能走出“三上三下”的陰影。{page_break}

　　深陷困局的溫州民企

　　七月的溫州，驕陽似火，三十五六度的氣溫讓人在室外小站一會兒就大汗淋漓;而溫州中小企業家這時卻驚呼遭遇到“百年寒冬”。

　　受原材料價格飛漲，勞動力、資金成本急升，人民幣升值，國家銀根收緊等因素疊加影響，中小企業的經營成本越來越高、日子越來越難過。溫州中小企業“倒閉潮”再現的輿論甚囂塵上。

　　那么，溫州中小企業是否面臨“倒閉潮”?記者進行了調查。

　　風聲鶴唳的“倒閉潮”傳聞

　　2011年4月以來，溫州不斷爆出有企業倒閉、老板“出逃”的新聞。4月下旬，溫州知名餐飲連鎖企業波特曼因無力償還高利貸而倒閉，老板嚴某夫婦“出逃”前留下20萬現金與4輛汽車給工人發工資。5月初，溫州當地明星企業江南皮革廠因老板黃鶴“賭博輸掉好幾億”，導致公司資金斷鏈而破產。

　　在此背景下，但凡一家企業出現停業、倒閉等現象，都會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

　　6月底7月初，“兩家餐企在同一天倒閉”的話題廣為流傳。

　　經記者多方求證：這兩家餐企分別是位于溫州鬧市區的云鼎國際大酒店與溫州市唯一一家星巴克時代店。2011年6月28日，平時用餐都需要排隊或預約的這兩家餐飲企業大門緊閉。這讓很多老顧客吃了閉門羹，“昨天生意還好好的，今天就關門了?”

　　記者來到溫州鬧市區的時代廣場，發現星巴克時代店門口貼著一張“由于管道安全問題，需要重新做全面檢查，暫停營業，敬請諒解”的告示。里面有幾個工人正安裝管道，一片混亂。據記者了解，營業兩個月的星巴克時代店未取得消防審批手續，已被溫州市消防支隊鹿城大隊責令其停產停業并處罰款，而6月28日是臨近消防部門核查的最后期限。

　　一個因消防設置不合格而停業，而另一個大酒店的命運如何?

　　7月4日下午，記者來到云鼎大酒店，酒店正大門已經上了鎖。從開著的酒店側門進入酒店大堂，十來個男員工坐在一起看電視，另一邊幾個女員工正做著手工活。在場的員工告訴記者，酒店已停業一個星期了。7月3日，一位姓周的先生把今年前幾個月拖欠的工資都發給員工了;并告知員工先休息幾天，但不要離職，酒店會很快重新開業。

　　“我們一發現有‘風吹草動’的跡象，就立即聯系相關部門，參與協調善后事宜。”溫州鹿城區黃龍街道黨委副書記王正良對記者說，“一企業停業事小，但必須及時處理員工工資等問題，否則事情的影響會成倍地擴大。”

　　在鹿城區政府、黃龍街道辦事處等積極協調下，周先生于7月3日墊付了100多萬元，用于給酒店員工發工資。這位周先生的身份是云鼎大酒店所租大樓的房東。“我是房東，沒辦法，現在已接手酒店，工資等肯定會發的。”周先生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說。同時他還表示，大約七八百萬元的供貨商應付款，在算清賬目后結清。

　　一個企業員工工資怎么會讓房東來發?原來，自6月28日酒店停業以來，酒店的4位股東處于外界聯絡不上的“蒸發”狀態，只有一位胡姓股東于6月30日晚短暫出面向《溫州商報》記者說明停業原委。

　　胡姓股東稱，該酒店從開業至今，生意一直不錯，此次停業不是經營不善引起的，而是酒店法人代表王某的個人債務引發的。由于至今無法聯系到王某，與王某的關系尚未理清，其他股東也不愿意再投入資金，導致酒店出現財務危機而陷入運營困境。而一位自稱與王某接觸過的人則表示，王某認為此次酒店出現經營困局，是股東之間的內部矛盾所致;這半年來她本人一直在外地，手中的錢都投資在一些項目上，并表示有能力在最短時間內妥善解決此事。

　　成本上揚，兩成企業主動停工

　　因不同原因停業的兩個餐飲企業，本風馬牛不相及，也與“倒閉潮”不相關，卻因在同一天停業，短時間內引來了諸多關注。在見慣企業生死的溫州人看來，這不同往常。“以前不會去關注一個倒掉的企業，晦氣;現在忍不住去看看新聞，關心他們就是在關心自己，說不定哪天自己也撐不住了。”溫州俠龍皮革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說。

　　廣泛關注的背后，則是中小企業在“三上三下”的宏觀經濟環境下生存態勢嚴峻。所謂“三上三下”現象，是指人民幣匯率上行、CPI上行、企業經營成本上升;投資增長率下滑、信貸投放增量下降、節能減排壓力趨緊的經濟現象。在這一背景下，中小企業的運營成本上行，利潤下降。一旦發生資金周轉困難，容易導致資金斷鏈，從而直接促使企業破產倒閉。

　　“目前溫州企業家，尤其是中小企業主普遍存在信心不足。”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記者，不斷高企的運營成本導致中小企業的利潤持續下降，加之當前融資困難，使得中小企業主感覺到生存形勢嚴峻、信心不足。

　　在嚴峻生存形勢的逼迫下，不少中小企業或就此轉行、或選擇堅持、或停工調整??這些舉動在2011年二季度的溫州變得越來越清晰。

　　溫州鹿城區雙嶼鎮，溫州80%-90%的制鞋企業集中在這里。

　　原本下午下班之后非常熱鬧的街道變得清靜許多。“這個月份，80%的鞋廠處于停工狀態。”雙嶼鎮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說。同時他又反復強調：“我說的停工，不是破產，真正倒掉的沒有幾家。”在他眼里，停工與破產有著本質的區別。“破產，意味著你玩完了，公司再也不屬于你的了;而停工，廠房、設備都還在，什么時候你想生產都可以。”

　　“停工是被逼的，不是因為沒有單子接，而是其他一些因素導致的。”雙嶼鎮一家大型制鞋企業經理胡亮對記者說，鞋企的主要原材料—皮革的價格漲幅很快，目前一張皮革比以前漲了七塊錢;員工工資今年在漲了三成的情況下，老板還在拼命地搶工人，吃、住、行全部都要給員工安排好，再加上現在電力吃緊夏天還拉閘限電。“真感覺‘壓力大’，要是有其他辦法我不會停工。”

　　“電荒”、“用工荒”的問題不僅出現在雙嶼的鞋企中，在整個溫州都存在。據了解，一季度溫州市用電缺口約在60萬千瓦左右，已經采取3撥限電。而到了夏季用電高峰期，電荒問題更為突出。目前有企業已接到通知，隨著夏季用電高峰來臨，原有的一周一天限電可能會變成一周兩天，甚至更多。

　　溫州市經貿委調查的855家企業中，有74.5%的企業表示用工較缺，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個百分點。受調查的企業中，近九成企業普工工資上升，其中近六成企業普工工資比上年同期漲了10%左右。雖然人工成本比去年平均增加20%—30%，但招工難照樣存在。

　　據溫州鞋革行業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受勞動力成本與原材料價格上升的影響，2010年溫州市制鞋整體成本上漲了20%左右。隨著企業各項成本的上升，像制鞋這樣的傳統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利潤一再被壓縮，現在已經所剩無幾。“目前在開工的鞋企基本上都是在做外銷單，內銷單在雙嶼基本上停了。很多企業是主動停工或半停工的。”胡亮說。

　　主動采取停工或半停工措施的企業不止出現在制鞋行業中，還出現在曾經引以為豪的溫州打火機行業。溫州打火機行業從上個世紀90年代的4000多家，到現在的不到100家。而這不到100家的溫州打火機企業中，只有30余家的老板在專心經營，剩下的已經把重心轉移到房地產、礦產等其他行業。

　　“據工信部最近的調研結果，溫州已有兩成的企業停工。而我的判斷，目前溫州有20%的中小企業處于半停工或者停工狀態。形象點說就是‘半死不活，就剩下一口氣喘著’。”周德文對記者說。{page_break}

　　資金成了壓垮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胡亮眼里，不開動機器是因為賺不了錢、養活不了機器。“總之，停工比倒閉好點吧，好死不如懶活。”在當下，這或許是中小企業的一種生存方式。

　　6月中旬，浙江天石電子有限公司的老板葉建樂因資金斷鏈突然“出走”，工廠被等著發工資的工人和債主搬空。6月24日，今年年初爆出資金斷鏈的三旗集團老板陳富財“意外現身”一沙龍活動，對外表示“三旗碰到財務危機，正賣掉廠房與房產來解決。”

　　這幾家企業老板“出走”的導火線各有不同，導致企業倒閉的因素也有數個且相互疊加，但從中可以看出：資金斷鏈成了壓垮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實際上，每條貌似突然斷鏈的企業資金鏈背后，均或多或少地涉及民間高利貸。

　　在樂清柳市的新光工業園區，記者在一位曾與天石公司有過業務往來的企業主的指引下，看到門牌上依稀留著浙江天石電子有限公司字樣的廠房早已面目全非。

　　“廠倒了，老板也跑了，沒幾天功夫，廠房中能被搬走的都被搬走了。”看到有記者來采訪，附近的人圍了上來，指著空空的廠房對記者說。

　　在現場，記者看到不小的廠區已被破壞得一片狼藉：廠名被摳掉、不銹鋼窗門被撬走、大塊玻璃被敲碎拿走，就連著高壓電的變壓器也未能幸免。

　　浙江天石電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8月，注冊資金2058萬元，經營范圍主要是電子線路板儀器儀表制造、加工、銷售。天石公司在新光工業區的廠房占地面積6000多平方米，員工有500多人，公司擁有雄厚的技術力量和精湛的制造技術，以高嚴密的結構和高精度的工藝在同行業中享有很高的信譽。

　　“這行業的利潤挺高的，有百分之二三十，像天石這樣的公司一年賺個三五百萬是沒有問題的。”上述與天石公司有業務往來的企業主表示。

　　那么一家行業前景不錯的企業為何一夜之間就倒掉了呢?據記者多方了解，天石公司不止在樂清有廠房，在其他地方還有投資項目，但一些項目并沒有讓天石帶來好的效應。“戰線拉得太長，向高利貸借了很多錢，時間一長，銀行與民間借款方就會拼命地催返款，這樣資金鏈就斷掉了，公司也倒掉了。”

　　在溫州，民間借貸年年有，只是今年有點多。據周德文測算，目前溫州民間借貸規模在1200億元左右，比往年正常時期800億元左右的規模多了很多。“而有關監管機構負責人對溫州目前民間借貸規模的測算數據則在1800億元左右。”周德文說。

　　溫州民間借貸“有點多”的背后，是在國家出臺銀根收緊政策下，銀行惜貸。

　　2010年6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消息稱從2011年6月20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中國人民銀行以每月一次的頻率連續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造成了銀行信貸的進一步緊縮。根據測算，中央人民銀行每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就會凍結商業銀行資金3600多億元，六次上調后凍結的銀行資金超2萬億，使得銀行貸款業務無可避免地受此影響。

　　“現在企業不缺單子，就是缺錢。”一位制鞋企業的負責人告訴記者，一個月前跟銀行說好這個月貸500萬，“結果我跑了一星期，拿廠房抵押也只拿到200萬。”

　　“能拿到錢已經算運氣不錯了，現在銀行都出現錢荒，尤其是小銀行，小銀行在巴掌大的盤子里能做的只有掙扎。”溫州一家本土銀行的信貸人員說，“在溫州辦貸款，主要是看實物，比如廠房之類的，企業報表一般都不作為參照物。”

　　在打火機行業，目前溫州銀行界中似乎有著一致的行動，就是除了給溫州幾家打火機行業的龍頭企業，以及有廠房等實物做抵押的企業發放貸款外，其余的打火機企業申請貸款的請求都會被銀行婉拒。

　　這對于溫州中小企業來說，絕對不是個好消息。

　　中小企業融資的錢途在哪里

　　今年5月，浙江與溫州兩級銀監局聯合出具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當前的貨幣政策雖對企業融資產生了一定壓力，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影響溫州企業整體向好的發展大格局，也沒有出現企業集中倒閉的現象。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統計數據顯示，一季度末，雖然全市私營企業注銷戶數534家，同比減少14.56%。但是，全市在冊私營企業7.32萬戶，再創歷史新高，注冊資金2063.1096億元，同比增長15.11%和28.37%。

　　但是與官方數據有所不同的是，目前溫州中小企業很難貸到款，“有的即使貸到款，銀行往往對小企業實行基準利率上浮30%至50%的政策，加上存款回報、支付財務中介費用等，實際的貸款成本很高。”周德文告訴記者說。

　　一旦企業從銀行貸不到款，機器又等著開動的情況下，“企業之間只能通過相互擔保進行民間借貸。”一位做皮革生意的老板告訴記者，“在溫州，企業老板之間大家都比較熟悉，朋友之間或者與朋友的朋友之間相互擔保，從擔保公司或者地下錢莊進行融資。”但這種方式風險性比較大，在這條資金鏈上只要有一個環節或者一家企業資金出現問題，就會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條資金鏈上的所有企業都會產生巨大的連鎖效應。

　　4月份倒閉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就是這樣的例子。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倒閉直接牽涉近70家供應商、部分銀行和一批尚未浮出水面的擔保公司。

　　據了解，共有10家左右的銀行給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及其關聯公司貸款總額約為1.4億元。而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直接與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有放貸關系的銀行沒有那么多，更多的是“別人給他擔保，有些是其給別人擔保”。

　　對于一些與江南皮革有關聯的擔保公司沒有到清算組去登記債權債務，知情人士認為，一些擔保公司的錢是從民間集資過來的，因此擔保公司擔心如果一些投資人知道錢已經被套牢，會上門討錢，從而引起更大的麻煩;加上在溫州，拿錢去放貸的人一般都熟知“游戲規則”，金額小點的基本上私下解決掉，只有規模較大、損失較重，才會去打官司。

　　據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3月-5月間，溫州市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增加474件，案件總標的額高達9億多元，也就是說，在短短三個月內，溫州全市平均每天產生近30起民間借貸糾紛，每天產生的糾紛案件標的高達1000萬元。

　　盡管民間借貸的風險已搬上臺面，但在溫州各擔保公司、寄售行門前仍是車水馬龍，電話聲響個不停。每天溫州各大報紙上都會刊登大版大版“尋求資金”的廣告。周德文表示，現在他每天要接待至少三四批想到溫州融資的外地人，還接到大量的融資求助電話。

　　據溫州市金融辦對溫州350家企業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11年一季度末，企業運營資金構成中，自有資金、銀行貸款、民間借貸三者的比例為56：28：16，銀行貸款占比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個百分點，民間借貸占比比去年同期提高了6個百分點。

　　如今的溫州民間借貸不僅量升，價也在升。“你有資金能拿到溫州來的話，我給你補息3到4個點。”溫州一家擔保公司的經理如是說。據他介紹，目前民間借貸利率已經有點高了，短期借款的月息6到8分，半年以上(長期)的也要三四分。6分利換算成年利率是72%，8分利則是96%。據了解，近期溫州的民間借貸市場，利率水平已超過歷史最高值，有的甚至高達月息1毛5，就是年息180%。

　　在如此高利息的情況下，向擔保公司借款，“要么是瘋了，玩刺激的對沖游戲;要么被逼上絕路了，急需資金周轉。”一位小企業主對記者說。

　　找錢，對于溫州企業主來說還有個辦法就是去找小額貸款公司。

　　2008年浙江在全國率先開始試點小額貸款公司，溫州也相繼成立了一批小額貸款公司。但據溫州市工商局近日對小額貸款公司的一次摸底結果顯示，溫州全市23家小額貸款公司現有注冊資本金52.2億元，銀行融資25.1億元，兩者總和為77.3億元。“現在小額貸款公司也沒有余錢貸啊。”{page_break}

　　“陣痛”中如何走向轉型升級

　　缺錢，是時下中小企業遇到的一個普遍難題。但“錢荒”只是表象，企業無法把握預期的確定性、難以適應緊縮的宏觀調控，加之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疊加，當前中小企業遇到的困難是“如何保證供給”，而不是“尋找需求”。

　　“現在不是無法生存，我手中有不少單子，也能接到單子，但我得為將來打算打算。”在雙嶼鎮，記者不止一次聽到企業主這樣的呼聲。

　　溫州一家大型制鞋企業的負責人對記者說：“從去年開始，就不斷有中西部地方官員來找我，只要在那投資一定的數額，那邊的土地‘白給’。現在生意這么難做，我也心動了。”

　　企業面對經營困境的同時，溫州經濟也面臨著“區域戰”。“現在很多溫州企業不愿意在溫州呆著。這種情況不僅在溫州有，整個浙江省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溫州市經貿委經濟運行處的一位人士說。在企業經營遇到困難時，政府的政策導向對企業未來規劃的影響是很大的。目前溫州有很多企業把生產基地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些地區政府招商引資的力度也很大，土地免費使用和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是溫州等沿海地區所不能給的。

　　當前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并不僅僅是因為銀根的緊縮，而是因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機會正變得日漸狹窄與局促。

　　2011年5月底，浙江省工商聯推出一份關于浙江工業小企業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這份耗時2個月的調研報告得出結論：如果經濟政策持續收緊，省內支撐這一民營經濟大省半壁江山的工業小企業將陷入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又一輪發展困境。

　　對此，一些持積極觀點的人士認為，這將倒逼浙江中小企業加大轉型升級的力度。在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融資成本提高、人民幣升值等“硬上漲”的情況下，企業只有通過轉型升級來提高生產效率與產品的附加值，從而在保證利潤的前提下保持并提高市場占有率。

　　“轉型升級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真難啊。”一位溫州企業家如此感嘆。轉型并非能夠一蹴而就，一直以來，溫州工業的特色是“低、小、散、弱”，產品低端，企業規模小，分布分散，抗風險能力弱。難以回避的現實是，依賴外貿型經濟和小商品經濟的溫州，在產業轉型方面一直鮮有明確的方向。

　　“活命比升級重要，對中小企業談轉型，似乎是一廂情愿。”浙江省工商聯研究室主任周冠鑫不客氣地指出。

　　“溫州有36萬家企業，其中99%是中小企業，沒有幾家真正在進行轉型升級。”周德文告訴記者，究其原因，則是溫州中小企業大多是家庭作坊起家，即使壯大后也大都是家族企業，企業組織化程度低，對兼并重組的積極性不高;這些中小企業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產業，對轉型升級抱著“無心轉也無力轉”的態度。

　　近一個時期以來，浙江尤其是溫州的企業家存在一種浮躁之風。部分企業家在企業賺錢后，拿著這些錢轉戰“來錢快速”的房地產、股市等虛擬經濟領域，企業重心已不在實體經濟領域，這直接導致企業無心也無力進行轉型升級。“如果企業家不能正確處理這種浮躁的心態，何談轉型升級。”

　　企業轉型升級需要一個過程，這一過程又非常痛苦，既需要企業內部具備企業家堅定的意志與明確有效的轉型升級手段，也需要政府部門政策的支撐與外部經濟環境的改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在接受采訪時說，目前的政策方向應當是積極推進中小企業的轉型。他建議，在宏觀政策上可以考慮在適當加息以抑制通脹預期的同時，適當降低準備金率以改善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信貸環境;通過降低中小企業稅收，來減輕中小企業在轉型中面臨的壓力，同時重點促進中小企業進行技術升級;以金融、財稅等多種手段鼓勵中小企業之間的并購整合，促進優勢的中小企業通過并購進行良性擴張。

　　“新‘36條’自去年頒布后，鮮有政策落實，政府應認真貫徹新‘36條’的政策;同時企業自身也應增強信心，守好主業，避免盲目擴張。”周德文說。

　　“通過公共的平臺，能幫助小企業解決共性需求、暢通信息渠道、改善經營管理、實現創新發展。”5月份的浙江省工商聯的調研報告指出，“除此之外，行業協會、商會也應該切實履行自己為小企業服務的職能，幫助小企業健康成長。”

　　推動中小企業轉型升級是個綜合的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協助與努力。從這一角度來講，除了信貸松綁外，中小企業需要有更多的解困之舉，來幫助其增強核心競爭力，加快產品結構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