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革“血汗工廠”再度升溫 引廣泛關注

　　近日關于“血汗工廠”的討論又開始升溫，與以往的批判不同，這次討論更多的是為之辯護，其中《血汗工廠是旁邊者亂扣帽子》一文更是羅列了不少支持血汗工廠的說法，而筆者認為中國血汗工廠的存在與其說是經濟發展階段使然，其實更是勞動立法不足和社會文明意識不足所致。

　　所謂“自愿”是資本設計的結果

　　支持血汗工廠的觀點之一勞動者的“自愿”，筆者并不認同這樣的說法，其實這種自愿應該進行“情感上的自愿”和“經濟利益”上的自愿的區分，我想這種自愿更多的是后者，而其實導致這種“經濟利益上的自愿”也是資本精心設計的結果，其實是在鉆法律的空子。

　　而且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出血汗工廠的血汗之處并不難，誠然這類企業在綜合工資上確實比其他企業高一些，但是如果細化到單位時間工資，比如“小時工資”，這類企業肯定要比正常企業低。我們舉個例子，比如甲廠工人工資每月3000元，無加班;乙廠每月工資3500元，加班8天，如果從整體上看，乙廠工資高，但是如果算日工資，則甲廠更高，這就是其中的奧秘所在。

　　我們也承認社會上確實存在不少的勞動者會為了更高的總工資，而去忍受更低的單位時間工資，這也就像很多人為了拿到低價而購買更多商品一樣，而這也是血汗工廠能夠存在的原因，但這也明白地顯示了其血汗本質，即更多地剝奪了勞動者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價值。

　　勞工保護的德國經驗

　　對于血汗工廠，這些存在了幾百年的事物，我們完全可以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早期發展中找到答案，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早期，英國的資本家也極其反對縮短工作日的“工廠立法”，并且與工人展開了血腥斗爭，直到被縮短工作日，在工人狀況有所改善的時候，資本家的收益也大大增加。這是因為，在新情況下，一方面資本家不得不進行產業升級，另一方面工人的體力和精神狀態得到了改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從而資本家獲得了巨大的利益。這種狀況馬上被德國資本家注意到了，當時德國還是比較落后的，德國資本家如果要趕上英國資本家，并和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對手進行商業競爭，就不能重復英國工廠立法的那些道路，而是要縮短這個階段。

　　因此德國的資本家們著急了，德國的資本家們自己成立了協會，要把工作日首先從13個小時縮短到12個小時，此后，德國成為最早通過立法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比如1883年，德國通過了《疾病保險法》，《工傷保險法》在次年通過。就連最激動人心、也是最難通過的《老年殘障保險法》也在1889年獲得批準。工人福利狀況的改善，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的經濟發展，德國也一躍從西歐落后的國家迅速成為與英法抗衡的強國。當時的德國首相俾斯麥一直將德國的“工廠立法”當成自己最偉大的成就，并將其稱為“一切歷史上的社會改革之花”。

　　此后，歐洲其他國家紛紛效仿。英國1905年制定了《失業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勞工介紹法》，1911年通過了《國民保險法》。法國1894年頒布了《強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專業保險法》。自此，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開始了自己的“工廠立法”進程。

　　不僅德國的崛起受益于工廠立法，其實北歐國家也是如此，北歐的資本主義發展非常晚，歐洲的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上半葉就完成了城市化進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北歐的城市化才剛剛開始，到了上世紀60年代才進入高峰，而當時北歐大多是社會民主黨執政，他們極其重視勞動者的福利，當時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政府補貼建設住宅，為工人提高各種福利，正是這些措施讓落后的北歐在二戰之后迅速崛起，并成為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標桿性地區。

　　現在很多中國人可能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最自由的國家，其實事實并非如此，美國人均GDP連世界前十名都沒有進入，最新發布的2011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美國排第十五位，前面的基本上都是北歐國家，而且來自多方面的研究也證明北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區，可以說北歐的高福利政策真正地實現了人權、自由和效率的完美結合。

　　以上德國和北歐崛起的經驗表明，落后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來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進而超越先進國家，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中國早已融入了世界產業體系，而當代中國既面臨著英德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工廠立法”，也面臨著北歐那樣的大量住宅建設等福利制度的完善，而這方面中國做得顯然不夠。

　　知識分子的“哈耶克情結”過濃

　　當代中國并不缺乏人權知識分子，但這些人對人權的理解也僅僅局限于政治領域，一旦遇到企業人權問題，他們便收起蒙娜麗莎般的微笑，而是表現得像資本家一樣面目猙獰，而中國企業領域的人權問題比政治領域要嚴重得多。而企業人權立法方面基本上不面臨障礙，但是鮮有知識界和輿論界給予關注。

　　不僅是關注不足，某種程度上，中國的知識界和輿論界還成為了中國企業人權改善的拖后腿者，這其中最微妙也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因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都信奉哈耶克主義，中國大部分有影響力的主流經濟學家都是哈耶克協會的成員，而中國相當一部分媒體人其實也是哈耶克主義的信奉者，盡管這些人并不完全了解哈耶克主義。而哈耶克一生則是以反對社會福利和工人維權聞名，因此在中國這樣一個知識精英和輿論領袖都以哈耶克主義為信仰的國家出現低人權、低福利的情況，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實世界經濟學領域，特別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并不缺乏關注企業人權的良知人士，比如與哈耶克同時獲獎的繆爾達爾就是福利社會理論的奠基人，也是瑞典模式的操盤手，而另一位諾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其提出的“以自由看發展”的理論更是強調“積極自由(享受幸福生活的自由)”的重要性，這些人在其他國家都廣受歡迎，而在中國卻備受冷落。

　　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叫嚷著“開民智”、“開官智”，而其實最需要開智的則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知識階級無知識”才是中國最大的悲劇所在，而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的還不僅僅是知識，還有良知。{page_break}

　　作者系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

　　何智權：資金來源難保公正性

　　英國媒體日前披露倫敦奧運會吉祥物是在江蘇省鹽城市一家“血汗工廠”里生產的，而關于蘋果代工廠商富士康是“血汗工廠”的指責亦愈演愈烈。有論者提出一些勞工組織對中國工人調查是有問題的，他們一般沒有正視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而是純粹在道德高地不明所以地批評中國的勞工問題。我們經常在媒體上面討論“血汗工廠”，其背后真正的故事是怎樣呢﹖

　　如何判定是“血汗工廠”

　　一般人會問：到底血汗工廠的標準是什么﹖是不是好像我們想象中的奴隸社會一樣，血汗工廠就是工人不吃不喝只能工作呢﹖個人認為，血汗工廠是較為主觀的一個詞。要去衡量一家工廠是否“血汗”，我們到底是看工作時間、工資、勞動條件、安全健康，還是都要看呢﹖我們到底是拿我們國家的法律作標準，還是以國際準則作評定標準呢﹖如果我們看工時和加班，《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正常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5天，即每周超過40小時以外的工時算作加班;勞動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員工一天最多加班3小時，即每天總工時最多不超過11小時;每月總加班36小時。國際勞動組織公約(ILOConvention)則定義每周48小時為正常工作小時，每周加班最多不超過12小時，即總工時一周不能超60小時。當然還有其他重要的元素例如最低工資、安全健康、禁用童工、強迫勞動等。從工時的例子，讀者不難看出，我國的勞動法比國際公約還要嚴格。那為什么還會被外國工會和媒體批評存在血汗工廠呢﹖其實“血汗工廠”這問題存在已久，而我們到底是以外國人的標準看中國的勞工問題，還是根據中國的經濟發展情況來看這問題，這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血汗工廠”存在已久

　　為什么外國工會、NGO和媒體都有權力批評中國的工廠，“干涉我國內政”呢﹖這是在全球化下國際貿易的問題。自上世紀80年代起，很多國際知名品牌亦考慮到生產成本，都來到包括中國的亞洲國家進行采購，委托代工廠生產他們的產品。由于大部分供應商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而且處于發展中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執行力度有待提高，故此勞動條件不如理想，經常出現超時加班、拖欠工資，甚至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的情況。90年代開始，國外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投資者、媒體和NGO，對于企業透明度的要求愈來愈高，消費者亦開始希望了解產品的制造過程以作選擇，他們不希望買到不安全、不健康和不道德的產品，良心消費的理念開始在歐美國家出現并席卷全球。外國工會、壓力團體和媒體進行互動，把品牌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供應商的勞動條件曝光，批評品牌從“血汗工廠”采購而獲取利潤。當然，首當其沖的就是面向廣大消費者的品牌，如運動服裝品牌Nike和時裝品牌GAP等。那時候計算機和手機還不是主流消費品，所以壓力團體也不會選擇這行業作監察對象。

　　在歐美等國，隨著媒體的曝光和被NGO猛烈批評為“血汗工廠”后，國際品牌亦開始要求供應商合乎相關的標準，即遵守采購商根據供應商所在國的法律和參考國際勞動組織公約而撰寫的生產行為守則(CodeofConduct,CoC)，以及供應商所在地的相關法律法規(環境保護法、勞動法等)而制定的在勞工和環境上的要求;其后亦出現很多行業標準(IndustrialStandard)，如《電子行業行為準則》(ElectronicsIndustryCitizenshipCoalition，即EICC，蘋果和富士康都是該準則會員)，以及多方利益相關者行動(Multi-stakeholderInitiative)如ETI、BSCI等也是希望品牌商在全球進行采購時確保供應商的勞工與環境表現。在數年前，這種CSR運動也慢慢蔓延到澳大利亞甚至中國的本土著名品牌，他們開始著手對其供應鏈進行監督。

　　對于在華采購的品牌企業，一方面他們了解中國在勞動法的執行力度上還有不足之處，工廠在成本上的操作空間較大;另一方面品牌有興趣的相對低成本、高效率的生產和良好的運輸，中國對他們來說是不二之選。但考慮到外國的工會和NGO的監督，品牌亦有需要逐步提高供應鏈的CSR管理，故此品牌經常會派內部人員或第三方到供應商工廠進行審核(行內稱“查廠”)，如果供應商不達標，品牌企業會要求并提供協助以作改進、情況不如理想的取消訂單。有些相對在供應鏈管理上成熟的企業，亦會支持供應商開展一些勞工和環保的項目，如工人熱線、留守兒童、碳排放等。

　　但是大部分品牌對于工廠的態度是“盡量”符合國際勞工準則就可以，不一定是100%Compliance，也不一定要供應商完全遵守中國的勞動法，因為品牌亦很清楚了解如果政府執法力度不夠的話，這也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品牌能否推動供應商在社會責任上提升表現也是看品牌的議價能力有多少，實際點來說就是品牌的采購量有多少。更有甚之，供應商的企業規模有可能比品牌還大，或者他們只是品牌寥寥可數僅供選擇的供應商，品牌不選他們就沒有其他供貨的渠道。我曾經和歐洲一家家電企業討論過，他們在中國采購家用電器就出現過這問題，他們找的供應商在某些勞工問題上還有缺失也不太愿意改進，但是這供應商已經是行業內做得比較好的，其他工廠情況更差。權衡利弊后，家電品牌還是繼續找這家供應商，但也害怕被國外NGO挑中曝光。故此，存在一定勞工問題的工廠依然大量存在，問題只是他們是哪個品牌的供應商而已。

　　指責者的問題

　　既然有問題的工廠還大量存在，那就給國外的工會和壓力團體留下批評的借口。全球有很多專門披露企業不良行為的NGO存在，就好像香港的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和荷蘭的SOMO等，都是定期發布調研報告而對企業進行點名批評。他們會自己進行調研，但是更多是透過工廠所在國的勞工NGO或者學生專門幫他們收集信息做調查。他們都是一群以理念集結、維護勞工權益的NGO，故此覺得很多惡劣的勞動條件都是因為大企業的剝削而造成。

　　他們批評的企業主要是品牌企業，這是由于一方面引起的關注和效果會更明顯，另一方面他們亦需要資金運作。他們的資金來源很多都是歐美國家的一些工會組織、政治團體或者基金會。外國的工會是強大的政治力量，對他們來說勞工運動是他們所關心的，也是他們的政治資本，故此有NGO幫他們拿資料做調研，他們也樂于在國會上輿論上批評企業的血汗供應鏈。

　　個人認為，當調研報告變成他們拿資金支持的工具的時候，會影響到NGO的選題和報告的公正性。有些NGO為了拿資金支持，因為外國的工會都愛聽中國工人被剝削的故事，那他們在寫報告時就一定有所偏頗，報告不一定中肯，造成很多情況都會被夸張了(當然中國也有很多環境很差的工廠)。有一次我看過一本批評計算機品牌供應鏈的報告，其中報告中把該計算機品牌的供應商都列出來;但后來我向該品牌查詢，發現有兩三家根本就不是他們的供應商。但礙于NGO在公共意見領域的權威，以及品牌覺得再加以否認就會給公眾批評，只好發了聲明說會重新全面評估供應商的表現和答應定期匯報進度。所以，總結來說，血汗工廠的指責是一場政治角力的問題。我們不需要不斷指責品牌或中國的工廠，或者說人家干涉我國的內政，因為供應鏈的問題非常復雜。只有認清問題的本質，才能找到解決方案。

　　要真正了解勞工需求

　　血汗工廠的指責，說到底，還是執法力度的問題。外國組織批評中國的企業是血汗工廠的依據，就是很多出口企業都執法力度不足，中國的工廠可以利用剝削員工、破壞環境作為減低成本、提高利潤的工具。當然，如果各地勞動部門能貫徹執行勞動法，外國的工會和勞工組織就少了一個借口攻擊中國的勞工狀況，中國的生產型出口企業也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以技術和質量競爭，這會是最理想的狀況，企業社會責任也是在企業守法的基礎上才能真正體現的。

　　當我們提到血汗工廠，批評勞動條件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到底最大的利益相關方—我們的工人朋友，到時是怎樣想的呢﹖工會、品牌、供貨商，到底是為了自己利益或面子好過，隨便做些審核、培訓、項目而把東西強加在工友身上，還是真的有去了解工人需要些什么呢﹖這些都是大家在指責血汗工廠時必須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