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羅蘭對東方的想象難以想象

　　今年從策展到發送邀請函，都不乏商業的考量。商業的歸商業，時尚的歸時尚。在紅地毯上，披龍戴鳳、掛綠斗紅的景觀恰好暗合了“鏡花水月”的潛臺詞。至少在時尚業，西方對東方的想象并未有本質上的進展，而中國似乎也沉醉在“中國明星承包MET Gala”的自我幻想中。其實，這一點也沒什么好得意的。

　　時裝大師伊夫圣羅蘭于1977年推出的“中國系列”是西方設計師對“中國風”最為轟動的一次呈現。從未到過中國的圣羅蘭憑借豐富想像力，將馬褂、對襟、盤扣、官帽等傳統元素運用到西式成衣的剪裁中，迅速捕捉到整個時尚界的注目。那一年，伊夫圣羅蘭也順勢推出了后來極享盛名的鴉片香水。

　　38年后，對中國的想象仍在繼續。今年的MET Gala幾乎重現了伊夫圣羅蘭式的T臺秀。MET Gala，中文名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慈善舞會”，于每年的5月初舉行，是博物館時裝學院特展開幕前的一次名流聚會。自《Vogue》美國版主編安娜·溫圖爾接管晚會，并負責監督慈善收益和賓客邀請等主要事務以來，它逐漸成為紐約每年最重要的社交活動，有“時尚奧斯卡”之稱，入場券高達25000美金。

　　一直到去年，MET Gala的八卦也只是在小范圍內流轉。今年，因為跟中國沾邊——特展主題為“中國：鏡花水月”，又有中國軍團的集體空降，它迅速占領了全民社交話題的高地。參加晚會的嘉賓會被要求穿著與展覽主題相關的服裝，于是，我們又看到了成堆的盤扣、坎肩、仙鶴、罌粟花，即使蕾哈娜那條被吐槽了萬遍的“雞蛋灌餅”裙，也不過是對龍袍符號的粗暴復制，靠繁復的刺繡來堆砌，簡直東方主義得毫無新意。

　　對中國元素的運用上，時尚業一點進步都沒有!

　　“‘中國：鏡花水月’在某種程度上展現的不是真正的中國，而是一個關于中國的幻想，一種東西方的相互分享。”他如是說。時裝學院的年度特展自1970年代初啟動以來，一直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每年最具吸引力的展覽之一，只是風頭總不及作為前戲的MET Gala。

　　在籌備過程中，安德魯·博爾頓了解到一個鮮為人知的細節：伊夫圣羅蘭最負盛名的中國系列其實是時尚歷史上最“名不符實”的收藏品之一。這個系列的靈感并不來源于中國，而是來源于Josef von Sternberg的《上海快車》，一部由奧地利人導演和德國演員主演，講述一個英國妓女故事的好萊塢制作電影。

　　大英帝國時期流行一項室內游戲——傳話游戲，英國人將其稱為“Chinese Whispers”，一群人通過耳語將信息依次傳遞，信息最終被數次扭曲。自十六世紀與中國開始交往以來，西方一直對于神秘的地方心馳向往，“但時空距離加劇了人們對中國的浪漫化誤讀，這也是展覽希望傳遞的信息。”他介紹。

　　大都會博物館一角的三層樓圈定了特展的范圍。在入口處，你可以聽到熟悉的《我愛北京天安門》的背景音樂。灰撲撲的1970年代的服裝背后，是正在播放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超過100件時裝在此陳列，從18世紀至今，跨越200余年。設計師中除了喬治·阿瑪尼、湯姆·福特、卡爾·拉格菲爾德等人外，還有不少“中國面孔”，包括了郭培、吳季剛、許建樹以及為彭麗媛設計服裝的馬可。博物館還將展示中國古代的裝飾藝術品，包括了玉器、漆器、景泰藍、青花瓷器，這些大多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藏品。

　　在一個叫做“水中月”的展廳中陳列著Maison Martin Margiela和約翰·加里亞諾時期的Dior。這些展品均以中國京劇和日本歌舞伎為靈感來源，投射在一汪水池中央，映照出似虛似實的倒影。

　　“展出的基本理念是中國美學對于設計者的影響，但是我也想表達服飾和裝飾藝術如何讓百年來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具體化。它們證明了神秘物件和圖案經久不衰的魅力，本身就充滿幻想、懷舊和浪漫，塑造出一個虛擬的中國。”安德魯·博爾頓很希望去探討中國如何在不斷形成這些幻想，而為什么那些過時的風格會集合成一個鮮明的形象?

　　王家衛受邀擔任了展覽的藝術總監，張叔平則監督風格設計。兩人合作的數部電影是西方時尚業對中國想象的重要素材，它們連同李安、張藝謀、陳凱歌等的電影場景間或地穿插其中，注解著關于中國的意象。同時，一些獨具風格的中國女性，如宋美齡、慈禧太后和外交家顧維鈞的第三任妻子黃蕙蘭的影像資料也在此展出，她們都曾在歷史的某個片段中定義了中國女性在西方的形象。

　　“很多圖案和文化意象都在翻譯中遺失。”安德魯·博爾頓說。西方設計對于東方文化的解讀甚至是誤讀，以及東方設計在西方世界前的多種展示方式，建立在兩個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之上，但交流本身很可能是錯位的。

　　這并非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第一次以中國服飾為主題策展。1980年，博物館以“滿洲龍，中國清朝服飾”為題，展出了清朝旗袍。1994年的“東方主義”，介紹了中國、印度和日本的傳統服飾。

　　“當西方設計師想到中國形象，很多時候在他們腦中首先出現的畫面會是十八或十九世紀的中國。”安德魯·博爾頓說。西方最早對中國的認知正是起源于明清，大批傳教士帶回了古典中國的精美器物和傳統技藝，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記錄定格了西方大眾頭腦中的中國。路易十四曾身著中式服裝，由八人大轎抬出，引起嘖嘖稱奇。來自東方的道德體系甚至勾勒出伏爾泰筆下的理想國范本。藝術領域則發起了收藏和模仿中國工藝品的洛可可運動，瓷器一度風靡。

　　這些傳教士正是第一批“耳語者”。他們對中國文化的選擇性解讀經過多次轉手，遭到重重誤讀。而空間的距離總是能引發過度浪漫的情愫。

　　到了民國，中西交流增多，具體的中國形象才逐漸清晰。當中國人熱衷于西式物件時，女性卻以旗袍引發了時尚風潮。穿著高開叉旗袍，畫著高挑眼線的黃柳霜通過大銀幕，塑造出東方“招牌”，華人女性形象從此和慵懶、紅唇、魅惑、神秘等字眼勾連在了一起。悖論的是，在好萊塢，黃柳霜是中國符號，而在中國，她又被看作好萊塢明星。

　　寫過《東方主義》的薩義德認為，東方社會是被建構出來的。很多人只是在想象中找尋記憶。當地球越來越平，中國的審美越來越趨向西方時，西方的藝術創作者們只能穿越回明清、民國和文革時代，汲取靈感。

　　當神秘的獵奇色彩逐漸褪去后，中國作為“奢侈品消費大國”的形象卻越發鮮明。MET Gala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機構，美其名曰為博物館籌資，實則已發展為品牌的最佳展示平臺，吸引著幾乎每一個重要的設計師、模特和演員到場。在溫圖爾的領導下，這個機構已為服裝學院募集了超過1.45億美元的資金。參會者們愿意承擔單張門票2.5萬美元、每張10人桌最低17.5萬美元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