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裝周四處開花 但是它們走向國際還有多久

　　“Fashion Week is Dying”（時裝周正在走向死亡），已經成為不少時裝專業人士茶余飯后必談的話題。這不是一種無跡可尋的謬論，時裝周的確正在慢慢失去它原有的職能。
　　時裝周一直以來都是為了那些專業買手和具有話語權的時裝編輯而設。一年兩季的時裝周可以提前6個月，讓編輯們知道流行趨勢制定出版內容，讓百貨商店和買手做出商業計劃。但如今，隨著Instagram、微信、微博和抖音這樣的社交媒體的崛起，為品牌造勢、傳播影響力成為時裝周新的職能。明星網紅們扎堆看秀，品牌大搞噱頭吸睛，時裝周和時裝秀變得娛樂性質濃重，正在演變成徒有虛表的名利場。
　　善于在時裝秀上“搞事情”的品牌成為行業標兵，引得其他品牌紛紛效仿。Gucci總裁兼首席執行官Marco Bizzarri曾言，時裝秀的意義如今是一種象征和宣言，早已失去它原始的功能。衡量時裝周價值的標準也不再單一為具體訂單量，媒體影響力的價值也逐漸成為決定一個時裝周成敗的關鍵。在剛剛結束的2020秋冬季四大時裝周上，Jennifer Lopez再次穿上Versace的禮裙重現風采，嘻哈歌手Cardi B亮相時裝周，成了整季討論度最高的事件。
　　時裝周職能發生的變化與人們購買時裝的方式改變有著緊密聯系。在電商高度發達、時裝產業歷史簡短的中國，時裝周倒發展成了另一種面貌，催生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時裝產業。當時裝周的形式被唱衰，中國的時裝周倒是遍地開花。
　　其中，一年兩季舉辦 200 多場時裝秀的亞洲最大訂貨季——上海時裝周最具時尚話語權，但它的競爭對手也不少。
　　除了我們熟知的上海時裝周、中國國際時裝周，近年來在公眾的視野里也涌現出諸如深圳、武漢、大連、北京、成都、長沙，甚至中國皮草之鄉海寧自己的時裝周。時裝周那么多，中國的時裝周似乎呈現出瘋狂分布的狀態，也讓廠商和消費者迷了眼。
　　2002年成立的上海時裝周是其中的佼佼者，以服務地區為己任到服務全國，再到現如今的服務全亞洲甚至全球。上海時裝周的發展進程顯然與其他競爭者相比快得多，其中背后的商貿生態作用凸顯。
　　在商貿上，Mode上海服裝服飾展自2015年創立以來已累計超過四十個國家的千余個品牌再此展示。本季，5天觀展觀眾總人數達12058人，總人次達27622次，其中專業買手和代理商比例達到60%。其他六大展商在本季迎來參展品牌超過1200余個，展會面積逾4萬平方米，觀展觀眾總人次超過6萬。
　　每一個展商也依托時裝周平臺穩健發展。以時堂Showroom為例，其公眾號披露：本季其的訪客增長14%，達7593人。其中買手比例依舊保持半成，達47%，總人數為3571，其自身展會的不斷優化也帶動了品牌的商業可喜的轉化率。
　　“5年時間，通過建立商貿的版圖，緊緊落實國家所提出的‘供給側改革’，我們將這個行業的‘采買’模式建立起來了，”上海時裝周組委會副秘書長呂曉磊告訴BoF：“上海時裝周未來目標，真正的做創意設計的設計師們能夠將自己的商業模式建立起來，發展太快，希望能放慢腳步沉淀下來。”
　　自我定位、區域產業發展基礎、國家支持力度、人才儲備是在中國舉辦時裝周的四個致命要素。
　　上海時裝周作為中國原創設計師起步及商業化的重要官方組織，創造了設計師成長發展的重要生態環境。在近5年間漸漸成熟，明確了自我定位，成為亞洲最大訂貨季，全球新品首發地。今年3 月 13 日，上海時裝周正式獲得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商標局批準，成為國家注冊商標，這成為了上海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提升設計師創意及營商環境的重大舉措，距離真正的亞洲時尚中心更近一步。
　　上海時裝周的成功當然離不開這座城市，身處中國最具國際視野的城市，上海時裝周吸引的國際買家和品牌不少，但城市背后的老牌時裝產業基地才是重點，深圳時裝周同理。
　　深圳是中國最早的幾個服裝代工基地之一，在進行不斷的產業升級后，從產業末端的“三來一補”（即“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延伸至服裝品牌化、服裝設計、服裝銷售，形成完善的產業鏈，在深圳時裝產業的升級過程中，這里誕生了諸如瑪絲菲爾（Marisfrolg）、影兒（Yiner）、杰西（Jessie）、歌力思（Ellassay）等中國早期知名商業品牌，也是深圳時裝周的主要參展品牌。談到為什么要辦時裝周，深圳服裝協會秘書長張洪濤告訴BoF，這是產業的需求也是全民的需求。深圳擁有其產業基地的優勢，這也同樣給獨立設計師品牌帶來“賣貨”的壓力。躋身大型商業品牌之中，難免看到新品牌的“急躁”和“缺乏安全感”。
　　深圳時裝周瑪絲菲爾試衣到家秀場 | 圖片來源：對方提供
　　1997年成立的中國國際時裝周是中國最早的時裝周，時裝周成立之時，中國時尚尚未入世，在中國制造、世界工廠的背景下，推崇原創品牌、設計人才讓中國國際時裝周擁有很高的前瞻性。中國服裝設計師協會主席張慶輝曾表示：“從城市發展角度看，城市功能正從生產型向以提供更多公共服務和文化產品為主的消費型轉變。在城市功能的疊加過程中，時尚發揮著重要的引領作用。”
　　正如名稱中自帶“國際”，國際化一直是中國國際時裝周的一大戰略方向，一直在做的也是通過平臺，將人才培養的導向性與國內專業院校教育結合起來，為中國時尚產業輸送更多的優秀人才的同時向外輸送。但“國際化”對于中國國際時裝周來說，似乎更加劍走偏鋒，參與品牌與設計師的國際履歷看似多元化，但實際還有更大提升空間成了一個問題。
　　雖然時裝周的國際化并不單純以國際知名品牌和設計師的參與度為本，但國際化這一硬指標，直接影響了受關注度。
　　日前，瑞典時尚委員會宣布取消斯德哥爾摩時裝周，開發新的平臺支持本土品牌。斯德哥爾摩時裝周通常在8月舉行，長時間以來被其他地區時裝周所壓制，本土品牌Acne Studios前往巴黎，而Ganni、Cecilie Bahnsen則倒戈哥本哈根。區域之間爭搶的點無外乎于品牌與人，中國本土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
　　吸引外部品牌進入，防止本土人才外流，上海時裝周本身具有較好的競爭力。多年塑造的多元、健康的時裝環境讓許多新設計師首選這里，上海時裝周與Labelhood、Xcommons等設計師扶持平臺的合作，Ontimeshow、Tube、Not、Alter、DFO、時堂等Showroom和展會的參與，讓海外履歷豐富的本土設計師及國外設計師擁有更多的選擇空間。上海時裝周與Pitti Uomo等國際機構的合作、邀請海外嘉賓、媒體和買手前來，以及”Design by Shanghai“的走出去的活動，都旨在向國際時裝界輸出人才。
　　深圳時裝周在國家政策的幫助下，希望搭建大灣區時尚中心這一平臺，為新興設計師和品牌提供資金支持和場地服務。中國國際時裝周多年打造的漢帛獎·中國國際青年設計師時裝作品大賽同樣在為“搶人”做著努力。
　　但說到“搶人”，阿里巴巴舉辦的首屆斷橋時裝周是一匹“黑馬”，憑著平臺的號召力，倒是令人刮目相看。今年9月12日，這場在杭州西湖的著名景點斷橋舉辦的時裝秀吸引到了包括李寧、Chen Peng、Particle Fever、At-One-Ment by Wanbing Huang、Banxiaoxue等在內的中國原創設計，英國設計師Chalayan也慕名而來。
　　這場秀作為第四屆淘寶造物節的開場，主辦方花了很大的功夫，此次淘寶造物節的總負責人，阿里巴巴首席市場官董本洪（Chris Tung，花名：張無忌）曾對BoF表示：“我們希望是把斷橋時裝秀做成全球第五大時裝周，這次原本可以邀請到更多大牌，但由于時間上與四大時裝周沖突，很多品牌不得不放棄。明天我們可能會動一下時間，會把它做的更世界級。”雖然現場可容納的觀眾數量有限，但線上的收看規模預計能達到千萬級。顯然，阿里巴巴的野心很大，希望依靠自己背后龐大的生態，獲得在全球時尚領域的話語權。
　　日前，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發布的《全球時尚產業指數·時裝周活力指數報告（2018）》顯示，上海時裝周的活力度已超過東京時裝周，僅排在“四大”之后位列第五位。但東京作為西方時裝產業影響頗深的亞洲時尚重地，依舊具有競爭力。但人才外流，以及商業活躍度下降已影響到它的發展。
　　扶持本土設計師對于在上海時裝周后舉辦的東京時裝周來說，倒成了人才外流的原因之一。對于很多新興品牌而言，東京時裝周是前往巴黎的跳板，多數獲得東京時尚大獎的品牌會順勢加入巴黎時裝周。當然，樂天集團（Rakuten）取代亞馬遜（Amazon）成為東京時裝周的贊助商，也標志著東京時裝周將更加關注本土時尚和電子商務環節。
　　在舉辦時間上，上海、東京、首爾三個亞洲主要時尚城市與“四大”相比還缺少優勢，三者之間也在暗自較勁，因為舉辦時間的早晚將直接影響設計師的訂單量。固然中國有許多城市反常規訂貨季舉辦時裝周，將時裝周裝扮成“完全體”商業活動。但訂貨對于多數時裝周來說，還是最主要的目的。
　　2020春夏季，上海時裝周剛剛結束官方日程，而首爾時裝周于10月14日至19日舉行，東京時裝周與其撞期，在10月14日至20日舉行。兩者在全球所有主要時裝周中舉辦時間最晚，設計師很難獲得訂單，迫使不少品牌移師其他城市。撞期也迫使買手和媒體需要在兩者之間做取舍。上海的展廳、訂貨會和時裝秀變得更有吸引力。
　　當時裝周模式漸漸被新鮮交易模式打壓，中國的時裝周卻憑著摸著石頭過河的魄力獲得更多的國際話語權。上海時裝周的成功非一日之力，更多的是長期以來對原創設計師構建的多元環境，以及上海這座城市的魅力。世界第五大時裝周，誰都想做，但誰能拔得頭籌，還需靜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