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服裝設計師想對抗氣候變化 只是厭倦可持續性

　　今年秋天，瑞典時尚品牌Asket在斯德哥爾摩一條繁華大街的墻上寫道“去他媽的快時尚”。
　　作為一家致力于追求合乎道德和透明化生產的極簡服飾公司，該公司猛烈地抨擊了快時尚行業，其創始人認為快時尚行業在運營中對人類和地球缺乏關注。
　　不僅是Asket，如今有越來越多時尚品牌都開始具有生態意識，這些時尚品牌痛批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品牌濫用關于可持續的話題。他們說，該行業正將可持續的標簽當成一種營銷手段，他們不僅毫無作為還變本加厲地增量運輸。
　　換句話說：時尚業需要減產，并倡導人們要有所節制地消費。除此之外，包括圍繞可持續所進行的絕大多數討論，都只是在炒作環保的概念而已。
　　“不存在可持續的時尚，”Asket聯合創始人August BardBringéus說：“我無法贊同那些標榜我們是可持續性品牌的說法，因為服裝無論如何都會產生影響……但我們可以提倡適度消費，這才是我們力所能及的。”
　　盡管規模尚小，但像Asket、VIN + OMI 和Collina Strada這樣的品牌在業內，卻代表著一股強大而具有顛覆性的潛在勢力。在這個行業中，趨勢往往是由那些明白如何抓住時代精神的獨立品牌所設定的。
　　這些獨立品牌的大多數設計師表示，他們不空喊口號，而是付諸行動，例如：利用剩余面料和古著代替購置全新織物、開發環保材料、推遲季度性發布來抵制消費主義等等。他們敢于發聲和極具革新性的運營方式挑戰了當下的時尚，并號召人們將目光投向那些需要行業做得更多的領域。
　　VIN + OMI | 圖片來源： @vinandomi Instagram
　　“可持續這個詞太骯臟了，”VIN+OMI的設計師之一Omi說道，他的設計開創性地使用了生態織物，可見其在生態創新和具有社會影響的倡議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我們厭惡這個詞。”
　　事實上，大大小小的品牌都認為時尚行業需要整頓一下自己的作風。據聯合國數據顯示，時尚行業造成的碳排放量超過國際航空和海上運輸，占全球碳排放量的10%。
　　許多大公司已經對這些問題作出了回應，他們承諾將改善運營方式，承諾使用可回收材料、更好的采購實踐和碳中和。今年9月，開云集團表示將致力于碳中和實施。更早些時候，Zara發布承諾稱2025年之前，品牌將實現全線使用可持續棉花和回收聚酯的目標。
　　“我們希望利用我們的規模，在技術和創新的幫助下，引領行業向可循環利用和有利于氣候的時尚轉變，”H&M的一位發言人在郵件中表示，“舉例來說，我們承諾最遲2040年前，衣服從棉花農場到顧客的洗衣機里再到回收籃的整個過程，我們都將貫徹有利于氣候的價值觀。”
　　而奢侈品牌則認為他們的商品沒有快時尚那么浪費，因為他們的顧客購買頻率更低，使用時間也更長。“如果你有一條Dior的連衣裙，你是不會把它丟進垃圾桶的，”LVMH集團的環境部主管Sylvie Benard說，“你要不就會把它送給你愛的人，要不就會轉售出去……所以，只要在正確的時間，以正確的方式生產出正確數量的產品就沒問題了。”
　　這些價值10億美元的公司所采取的行動，標志著他們已經向建立對環境負責的生產方式邁出了步伐。
　　Sydney Brown運動鞋| 圖片來源： @sydneybrownshoes Instagram
　　我們尚不確定的是，如今所做的這些集體努力能否有效減少時裝業對地球和工人們的影響，尤其是如果這些影響預計將持續數十年的話。可持續性時尚論壇和倡導組織The Global Fashion Agenda警告道，時裝業正在放緩整頓自己的步伐。開云集團已經是廣泛認可的，在可持續發展上進步最大的大型時尚公司之一，然而由于公司的業績增速，它在2018年的生態足跡已經增加了12%。
　　許多品牌都用如出一轍的話語來描述其大規模可持續舉措，以及對環境影響較小的膠囊系列和試點項目，給大眾以一種時尚在環保方面“正在進步”的錯覺。
　　“沒有人會去核實真相，”紐約扎染服裝品牌Collina Strada的設計師Hillary Taymour說，“我認為應該出臺相關規定，比如認證章，來證明一些號稱環保的面料和工藝確有其說。”
　　此外，在可持續發展的旗幟下，新產品和營銷模式層出不窮。調查公司Edited發現，2018年夏季至2019年期間，品牌郵件中“可循環”一詞使用的次數增加了173%，而貼著“eco”標簽的產品也增加了49%。
　　Edited分析師Kayla Marci表示：“品牌紛紛開始使用可持續性材料，與其讓顧客體察整個供應鏈，倒不如直接使用有機棉更容易令人信服。”
　　隨著時尚行業對大規模可持續發展舉措的加倍投入，許多小品牌正在尋找新的方式來表明他們的決心。對于其中的許多人來說，真正的可持續時尚意味著改變消費行為其本身的屬性。
　　“品牌們一邊說‘這個產品是可持續的’，一邊誘導人們購買他們不需要的東西，這種行為本身就是虛偽的，”辛辛那提大學教授、可持續發展倡導者Liz Ricketts說，“除非你立即著手處理生產過剩的問題，除非你說，‘這一季我們沒有準備大秀’， 否則之前一切的辯白都是廢話。“
　　Sydney Brown是紐約的一名鞋履設計師，除了使用可回收可降解的材料，她還放棄了季度性發布日程，并退出批發業務，意在提倡顧客改變每年春季和秋季大舉購置新衣的習慣。為此，她選擇每兩周發布一款新品。
　　為了盡可能少用石油，Brown搜集了軟木、菠蘿葉、米糠和再生木材等替代材料，通過這些材料提煉出植物膠通常要花費四年。
　　“這仍將是一個需要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過程，”她說，“我從一開始就是一直依靠微薄的資金經營的。假如我已經有能力達成這個計劃了的話，那么這些價值10億美元的公司早就能帶我們上月球了。”
　　布魯克林品牌Lou Dallas的設計師Raffaella Hanley | 圖片來源：@loudallas Instagram
　　而對于像布魯克林品牌Lou Dallas的Raffaella Hanley這樣的設計師來說，替代過度生產的方案則是重塑滯銷品或者出售再造的古著，進而避免購入和使用全新織物。
　　“我們是在盡力創造出一種二手奢侈品文化，”她說。就像VIN+OMI和Collina Strada的Taymour一樣，Hanley也不喜歡用“可持續”這個詞來描述她的作品。
　　反消費主義設計師的品牌規模有限。畢竟，一個取材昂貴而不同尋常的品牌，想發展成全球性的企業是不現實的事，而這通常也不會是他們的目標。
　　Hanley說，她每款單品的產量很少超過40件；首先面料供應就有限，再者，把兩種不同的面料混合制成服裝又非常考驗工廠的技術，但這也正中Hanley的下懷。
　　Taymour也不認為Collina Strada會發展成一個大品牌。
　　她說：“我們的品牌規模現在還很小，所以生產不成問題，但如果我們要發展的話矛盾就來了，我可不想生產成千上萬件被扔掉的T恤。”
　　然而，乏人問津的現狀對于這些品牌來說仍是一大挑戰。雖然他們在自己的時尚消費者群體中很有影響力，但他們缺乏耐克或H&M那樣強大的營銷能力，后者可以在廣告投放上花費數百萬美元，并推動許多消費者對可持續時尚的認知。
　　最后，像Hanley這樣的設計師都表示，他們知道自己無法改變世界。畢竟，扭轉全球消費文化需要極大的耐心。因為很多人其實已經默許時尚將造成永無止盡的浪費。
　　“我不會為自己沒有做到150%的事情而夸大其詞，”Taymour說道，“當我的系列中出現棉質T恤時，我怎么能宣傳我有多么偉大呢？這么做無論如何都稱不上是可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