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莎之困，義烏之圍

　　近日，浪莎股份連發兩則公告，浪莎集團在2016年用于質押借款擔保的300萬股股票解禁，但解禁之后，浪莎轉頭又將這300萬股股票質押給了浙商銀行義烏分行。時至今日，浪莎集團已經合計質押了其所持有股份的77.12%。

　　不過另一則公告顯然更受矚目。浪莎控股稱，媒體報道關于浪莎股份扭虧或受益于涉嫌傳銷業務，不符合公司實際。

　　“襪業之王”涉嫌傳銷?這件事要追溯到今年5月。

　　5月份，在湖北省黃梅縣人民法院公布的一份《行政裁定書》中，浪莎針織因涉嫌組織傳銷被裁定凍結在金融機構的關聯資金賬戶。據中國網財經報道，“浪莎E+生活館”明確包含“分享獎”以及“輔導獎、消費獎、占位獎(8層8代收入2%)”等分級銷售，銷售人員的薪酬獎勵或返利也與發展人員數量、級別等相掛鉤。

　　浪莎遭逢變故，或許僅僅是義烏民營企業的一個縮影。

　　義烏、富豪與債務

　　1992年，政策之風吹拂，義烏小商品市場更新換代到第四代，其設置的新攤位達7100個，再加上老攤位，一共接近1.4萬個。

　　義烏富豪發家總和擺地攤脫不了關系。這一年，樓仲平決定結束長期以貨郎為生的漂泊生活，他在義烏市場租了一個日用百貨攤位，開始從事塑料制品的批發生意。僅用兩三年的時間，樓仲平就成為五、六百家商戶中生意最好的。

　　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看上了毫不起眼的吸管，雙童吸管由此誕生。

　　周曉光夫婦在義烏擺攤的時間比樓仲平更早，他們原本打算賺夠了錢就回家種田，然而，小飾品的生意卻如火如荼，短短兩年的時間，周曉光就賺了十幾萬。去香港考察回到義烏之后，她開啟了第一家飾品店面。直至1995年，新光有限公司在義烏青口工業園區落戶。

　　浪莎襪業的翁氏三兄弟也是從擺地攤開始華麗轉身的。翁關榮、翁榮金、翁榮弟花了十年時間代理一個廣東襪子品牌，在1995年轉型到生產端，創辦了義烏浪莎針織有限公司。

　　義烏獨特的經濟環境造就了最早一批數量眾多的民營企業，而這些民營企業從微弱到龐大，也同樣成為義烏走向全國、全球的亮眼名片。2018年3月，周曉光位列“胡潤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第26名，登頂浙江女首富寶座;2019年8月，三鼎控股集團同時入圍“2019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和“2019中國民營企業制造業500強”榜單。

　　然而這兩家義烏的龍頭企業如今急轉直下。

　　8月份，周曉光在微信朋友圈發布了一則消息，表示她將竭盡全力給債權人，給合作伙伴，給新光家人，給上級政府和全社會關心支持我們的朋友一個誠懇的交代。可賣了豪車和豪宅，高達百億元的債務就像一個大窟窿，怎么都堵不上。

　　有知情人士透露，“(新光)每年貸款利息都要幾十億，財務成本控制出現了致命的問題”。

　　周曉光已然令義烏折損重大，沒曾想丁志民也步其后塵。先是因一筆116.5萬的貨款沒能及時還上而被告上法庭，隨后三鼎控股便觸發了3.4億元債券違約。在一系列的負面消息面前，這位義烏“第二富豪”陷入了流動性危局，而在其急著找尋新投資人的時候，他已被當地法院下發限制消費令。

　　如今，變故或許也臨到浪莎了。

　　浪莎終究還是賣襪子的

　　在浪莎對涉嫌傳銷的回應中，有一點值得揣摩，就是浪莎只澄清了浪莎上市公司并未參與涉嫌傳銷的活動，而對是否有傳銷行為卻不做解釋。言外之意就是，浪莎針織是浪莎針織，浪莎控股是浪莎控股，即使真是傳銷，也不是我做的。

　　這種撇清的態度要追溯到浪莎上市之時。浪莎股份在上市前，主要的經營實體為浙江浪莎內衣有限公司，浪莎襪子產品則隸屬于浪莎襪業。簡單一句話，浪莎的上市主體是做內衣的，不是浪莎整個集團的核心業務—襪子。不過又產生了另一個疑問，那些涉嫌傳銷的產品，如女士舒適透氣護宮收腹內衣、男士磁能量石功能內褲及美體文胸，恰恰屬于內衣系列。

　　浪莎針織和浪莎控股的業務關聯頗深，有數據顯示，2018年浪莎股份向浪莎針織銷售生活館配套美體內衣1627.54萬，占總營收4%。

　　其實，無論是浪莎針織還是上市公司，終究頂著的是浪莎的牌子。

　　翁榮弟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透露，2018年浪莎集團整體營收約11億至12億元，去除上市公司3.88億元的營收，去年以襪子為主的部分大約有8億元營收。浪莎針織依舊是整個浪莎集團的核心，但為何其要冒險打傳銷的擦邊球呢?

　　而且不止是涉嫌傳銷，浪莎旗下業務還涉足小額貸款、資產管理、生物技術、新材料、投資及網絡科技等，可這些業務的結果不甚理想。

　　90年代初期，翁榮弟還是個走南闖北的貨郎，和兩個哥哥倒騰過玩具、相冊、襪子等多種小商品后，他們發現賣襪子是最賺錢的。自此后，浪莎這一品牌在義烏的市場氛圍下成長起來。然而時隔20多年，浪莎做內衣、做貸款、做生物技術，外界對浪莎的認知還是一個賣襪子的。

　　實際上浪莎從2001年就開始從單一產品向多元化產業布局，浪莎房地產有限公司、浪菲日化有限公司、浪莎纖維有限公司、浪莎服飾有限公司等企業接連成立。

　　內衣曾是浪莎集團內部予以厚望的業務板塊，如今再看上市公司業績，最新的三季報中，浪莎股份依然陷在增收不增利的怪圈里，前三季度營收同比微增1.72%，歸母凈利潤卻同比下降22.07%。這個時候，浪莎卻大量質押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是變相地放棄內衣業務，還是集團資金出現問題，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但有一點可以確認，一旦內衣業務無法維持，也將宣告浪莎集團將近20年的多元化轉型徹底失敗。

　　民營擴張“困”在義烏?

　　2017年12月，周曉光的長子虞江波和森宇集團董事長俞巧仙的千金俞恬伊舉行婚禮，婚禮選在了新光圓成旗下地產公司開發的地標建筑—義烏世貿中心，當年6月剛開業，這是整個浙中最高的建筑。而在婚禮宴席中，馬云、張近東、王健林等大佬并排落座。

　　周曉光夫婦當時的風光來自近幾年嚎氣十足的大手筆。2010年，新光集團以10.96億元的價格擊敗浙江綠城、上海東銀和美國西格取得CBD核心地塊，周曉光將世貿中心的建設全權交給自己的丈夫虞云新;2017年元旦，義烏世貿中心竣工，總占地面積約4.95萬平方米，總建筑面積48萬平方米，總投資60億元。

　　但如今這一曾經代表著周曉光輝煌時刻的建筑，已然被義烏接手。

　　談及周曉光，其母黃仙蘭表示，“我女兒走路走得太快了，她很想做大的”。其實，從2004年虞云新力主新光集團收購浙江萬廈地產開始，過快的多元化擴張就已經將他們推向危機的邊緣。

　　無獨有偶，浪莎涉嫌傳銷、劍走偏鋒，三鼎控股深陷債券危機，也是根源于多元化，而從主營小商品批發零售到不顧一切的跨界轉型，似乎又是一個義烏民營企業向前發展的必然之舉。追根究底，義烏的小商品經濟正面臨瓶頸。

　　新光集團2016～2017年財報顯示，兩年間主營業務的毛利率分別從2016年26.36%下降至11.19%。這種情況在義烏并不罕見，有數據統計，2017年義烏115家規摸以上服務業企業中虧損企業達到40家，虧損面為34.8%。成本和費用的增加，擠壓了企業的盈利空間，所以，企業經營壓力加大，便不得不謀求業務轉型。

　　但可惜的是，義烏大型民營企業的轉型之路大多都不順暢，諸如新光、三鼎、浪莎等行業巨頭也因此背負債務或是名聲盡毀。

　　這是偶然嗎?未必。

　　一則，義烏做大的民營企業多是家族管理，新光集團以周、虞兩姓為核心的大家族核心成員多達30多人，且他們均在新光集團及關聯公司中持股或任職，浪莎、三鼎更是如此，丁氏、翁氏三兄弟連股權分配都極為平均，公司大小事宜皆由家族成員共商。

　　家族氏企業并非不穩，但在日新月異、瞬息萬變的互聯網經濟影響下，其弊端越發暴露，尤其是他們多元化的業務擴張，和互聯網巨頭的擴張速度及戰略相比遜色許多。

　　2010年浪莎集團曾宣布進軍光伏產業，然而兩年過后這種盲目追隨高新行業的投資失敗;織帶行業產能過剩后，三鼎一面大張旗鼓進軍房地產和高檔酒店業務，一面又辦起了小額貸，而2015年又開發了“未來養生休閑”項目。且不說這些項目與主營業務有何關系，關鍵是公司看似并沒有做酒旅、金融的根基，貿然進入必然面臨激烈的競爭。

　　二則，新光、三鼎的危機爆發都來自債券。Wind顯示，2019年至今，債券市場違約事件依然頻發，違約規模目前已達1179億元，違約債券只數超過了2018年。而在違約主體中，民企還是重災區，尤以江蘇、浙江、山東等地區的企業最具代表性。

　　以三鼎控股為例，三鼎控股曾涉及“互持型結構化發債”模式導致巨虧，并牽涉出私募“代投”利益鏈等問題，部分個人投資者通過二級市場投資并卷入該事件。

　　丁志民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曾說過，“我最初的成長來自于雞毛換糖，我原始資本的積累來自于小商品市場，我的企業根基扎在義烏市場”，然而現在他和周曉光一樣，都辜負了這座城。

　　數十年來，義烏小商品市場一直長盛不衰，即使受移動互聯網沖擊，其在電商產業甚至是整個零售市場上的根基也很難撼動，不過，隨著新光、三鼎、浪莎接連遭逢變故，它正在失去那些曾經最為亮眼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