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活化與接地氣抵達觀眾

      看完《通往春天的列車》之后，接近午夜。走出電影院，前門高聳，大柵欄恢復寂靜，彩燈橫陳，車人皆無，這正是尋回東北的好時候。

      前幾天和朋友聊天，家在吉林的朋友說起“東北文藝復興”?！斑@個概念本身就有問題”，按朋友的說法，說東北、談文藝沒毛病，但是提復興非常奇怪，“它預設(shè)了東北文藝本身就有一個偉大的傳統(tǒng)或者光輝的歷史，但這玩意其實并不存在?！?/p>

這并不妨礙我們拿“東北文藝復興”的概念來指向近年有關(guān)東北的文藝作品——文學上有雙雪濤、班宇的小說；音樂上有《野狼disco》；電影若從《鋼的琴》往下數(shù)，算上《白日焰火》《春潮》到今天的這部“列車”，它們似乎確實構(gòu)成了一種集中亮相?；蛘哒f，它們彼此雖然藝術(shù)門類不同，但遠看顯然是一伙兒的。

《通往春天的列車》很多方面分享著這種“同伙兒”性。

一個困頓的主角，他可以是《平原上的摩西》中入獄的莊樹，是班宇筆下絕望嘶吼的“盤錦豹子”，是《白日焰火》中下崗警察廖凡。在“列車”中，他是被工廠冤枉成小偷而被開除的大川。被栽贓陷害成偷工廠零件的小偷，這讓大川失去了領(lǐng)取四萬補償金的資格。為了找回清白，他一邊蹲守真正的小偷，一邊為自己即將誕生新生命的家庭奔忙。小偷最終找到了，但是依然改變不了大川最后南下的結(jié)局。

在“同伙兒”電影《春潮》中，小女孩地道的東北“大碴子”口音是全片整體冰冷壓抑氣質(zhì)上貫穿始終的“春潮”。在“列車”中，不僅有看似瑣屑日常的扯淡、茶余飯后的“嘮閑嗑”，片中，大川為了謀生而被迫扮演殘疾人，從接活兒的殘障車中拄拐而出，小心翼翼經(jīng)過警察面前，刻意的動作和到位的表情形成了荒誕的喜劇感。

在媒體采訪中，李驥談到創(chuàng)作電影的初衷，“身邊一直有人在走，這個問題是我拍電影時一直存在的”。

在分享乃至延續(xù)一種東北敘述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通往春天的列車》在“同伙兒”中并不是出眾的存在。事多頻繁的劇作結(jié)構(gòu)是對勞動的呈現(xiàn)，也是影片的硬傷。電影沒有抓住人物內(nèi)在變化的這條弧光，只能用一個個段落“加戲”的辦法來豐富人物的經(jīng)歷，填補全片對人物感情、精神層面表現(xiàn)上的欠缺。影片的說服力在這種做法中被消解。

“抓小偷”的懸疑元素，可以理解為青年導演為處女作尋找投資的敲門磚（畢竟有《白日焰火》的珠玉在前），這當然無可厚非。但這種為懸疑而懸疑、似是而非不懸疑的感覺，讓影片不倫不類，既不是藝術(shù)片，也不是類型片，要素過多會導向“四不像”。

導演李驥在采訪中表示，他以后更想去拍有關(guān)東北的類型片。東北是可貴的資源，它的生活化、接地氣，正是它之所以能抵達觀眾的通道。

如果有一天，“東北”的內(nèi)容被抽干成某種美學風格，也許會遮蔽真正的東北問題?；蛟S“文藝復興”并不是要尋回光輝的昨日，它不是一個概念，一個抽象的、藝術(shù)的存在，而是一個真實可以抵達、可以發(fā)現(xiàn)的過去與現(xiàn)在。

衰落不會持續(xù)，它的前頭也許是復興。我們愿意一直等好作者，等他們坐著火車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