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國家“貨幣洪災”已成事實
隨著美聯儲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落地，加上10月5日日本央行決定重新實施零利率政策，并創立總額35萬億日元的基金用于購入資產，發達國家央行的這一系列舉措，使
核心國家主導的這場“貨幣洪災”，將會給中國帶來什么?這場“貨幣戰爭”的影響和后果如何?筆者認為，要做出正確的決策和判斷，不能拘泥于當前，而需要在兩階段貨幣戰的跨度上審視，因為競爭性的匯率貶值和放松貨幣供給僅僅是貨幣戰的第一階段，核心國家重新收緊貨幣政策才是真正產生沖擊的第二階段。
從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輸出
發達國家濫發貨幣，導致全球通脹提升，最后發達國家央行不得不大幅提升利率，將導致全球資本從新興市場回流核心市場，導致新興市場泡沫的破滅。這將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帶來災難。歷史上已經有過類似一幕。
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沖擊”，引發西方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的貨幣戰爭，西方主要經濟體步入“奔騰式通貨膨脹”時期，利率水平提升相對滯后，導致1974~1977年扣除通貨膨脹后的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連續4年為負數，1975~1980年間平均實際利率為0，1970~1980年平均實際利率也只有0.4%。
在此背景下，其他國家紛紛加大力度利用西方債務融資，即使與西方陣營敵對的主要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例外。蘇聯當時將引進外資列為戰略措施，其“九五”期間引進西方資本共計176.61億美元，其中1973~1975年間引進145.32億美元，占82.3%，是蘇聯從西方借貸的最高年份，且有的單項大宗貸款超過10億美元。
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這場后發國家債務融資的盛宴，便因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鐵腕推行的緊縮貨幣政策而告終。他的鐵腕造就了“耶穌以來最高的實際利率”(時任西德總理施密特語)且長期居高不下，美國優惠利率(年率)從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和1982年中的15.3%，歐洲貨幣市場的倫敦同業拆放利率從1976年的6%提高到1980年的11.6%和1981年的14.3%，債務融資條件急劇惡化。
以1982年墨西哥無力償還外債而引爆全球性債務危機為開端，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重災區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亞、扎伊爾等國相繼陷入“失去的十年”，波蘭外債危機更催生了團結工會，由此啟動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的歷程。
當時中國也與墨西哥式債務危機幾乎擦肩而過。1978年，我國進口猛增51.0%達到108.9億美元，導致當年在連續兩年順差之后出現11.4億美元逆差，是新中國建國截至當時年度貿易逆差最高紀錄，比此前年度貿易逆差最高紀錄6.5億美元(1974年)高75.4%，其后1979、1980兩年貿易逆差進一步攀升到20.1億美元、19.0億美元，直至1981年才在強力控制下降到0.1億美元。
為了償付進口，我國不得不動用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1978年末，我國外匯儲備從上年末的23.45億美元銳減至1.67億美元，減少21.78億美元，降幅高達92.9%，當年支付進口比率(外匯儲備額除以平均月進口額)下降到0.18，為1969年以來最低水平，而通常認為國際儲備安全線為3個月進口水平。1981年，我國又拋售了13萬盎司黃金儲備，年末黃金儲備從上年的1280萬盎司減少到1267萬盎司。
百般籌措之余，由于無法償付進口技術和設備，我國仍不得不在國際金融市場利率高漲之際借入高息現匯資金，年息高達15%，且半年結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這樣，1979年我國財政出現了1957年以來的首次國外借款35.31億元(按當年平均匯率折合22.7億美元)，1980年國外債務還本付息便高達24.40億元(按當年匯率折合16.3億美元)。1981年1月，我國更不得不公開宣布無力執行1978年已簽約的一批大型成套設備引進項目，中國在國際市場的信譽遭受重創。
問題已經擺了出來。如果說“貨幣戰爭”第一階段，中國面對的壓力是通貨膨脹、資本流入、資產泡沫，那么在可見的第二階段，中國將如何應對資本外流?類似于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新興市場泡沫破滅，會在中國上演嗎?雖然還名義上擁有，但實際上已經幾近無效的資本管制，還會像之前一樣保護中國經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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