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勞工制衣行業組織大“串聯”集體要求漲工資

　　近日消息，東南亞勞工組織之間的相互“串聯”，正令該地區掀起要求進一步漲薪和改善工作條件的勞工運動新浪潮。

　　“我看到了勞工組織領導人們通過不同的形式進行了更多和更強有力的合作。”雅加達國際勞工組織(ILO)負責人羅伊(Peter van Rooij)說，隨著東盟十國經濟的一體化，這種聯系還可能進一步加強。

　　聯合鄰國施壓

　　據路透社報道，去年策劃柬埔寨制衣行業最大規模罷工的勞工領導人們知道，他們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漲工資，因為他們已經和鄰近幾個國家的勞工活動家們通過氣，對比過各項勞動條件。

　　最終，他們獲得了近15年來最大幅度的薪酬上漲，約60萬制衣工人的最低收入均上漲了25%，達到每月100美元(約合615元人民幣)。現在，他們開始要求更多。

　　以往薪酬和工作條件的談判通常都是在一國之內，而現在勞工組織的新策略是聯合鄰國的勞工活動家們，在更大的范圍內向企業和政府施壓。

　　對那些已經將生產轉移到東南亞低成本制造中心的跨國公司來說，這可能意味著工資議價的空間更少，也意味著對利潤的擠壓，甚至可能是從鞋子、衣服到汽車和電器等產品的漲價。

　　最近幾個月來，耐克公司在印度尼西亞和柬埔寨供應工廠的數千名工人施壓，要求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工作條件。去年5月，為耐克代工的柬埔寨薩布里娜制衣公司約4000名工人舉行罷工，要求提高薪酬，以跟上交通、房租以及醫保費用上調的幅度。

　　2013年4月，孟加拉國熱那大廈制衣工廠倒塌，導致1000多人喪生。該事件發生后，勞動環境的安全問題越來越為亞洲勞工組織重視，特別是在制衣行業。工會利用技術工人短缺的現狀，組織更多的罷工向企業施壓。

　　根據柬埔寨成衣制造協會(GMAC)的數據，去年制衣工人共發起了147次罷工，而2011年僅有30多次。去年，因當地制衣工人罷工遭遇沖擊的國際品牌包括H&M、Gap、彪馬(Puma)，以及沃爾瑪百貨等。

　　國際勞工組織IndustriALL東南亞辦公室主管艾德萬托(Annie Adviento)說，在孟加拉國制衣工廠災難后，當地工會開始接觸國際勞工代表，并在他們的幫助下令超過150個服裝品牌簽署《消防和建筑安全協議》，對當地服裝工廠的安全漏洞負起責任。

　　工會頻繁交流

　　代表了全球140個國家的5000萬工人的IndustriALL表示，每月會安排2~3次會議，將亞洲的勞工活動家聚集起來，而在去年以前幾乎不這么干。

　　“工會分享信息的能力提升了。” 艾德萬托說，“今年我們有了很多交流，并發現很有效，我們計劃明年繼續這么做。”她補充稱，柬埔寨和孟加拉國已被全球工會矚目。

　　柬埔寨金邊自由貿易聯盟主席摩尼(Chea Mony)說：“我們相互交流，并賦予這個國際組織職責，進行漲薪游說。”

　　印度尼西亞貿易工會聯盟負責人伊克巴爾說，他已經被邀請前往了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和老撾，和其他工會活動家分享經驗。“我們的座右銘很明白——向低工資說‘不’。我們正在東南亞國家傳播這個原則。”他說，IndustriALL安排的這些會議可能組成50人左右的研討會，或者邀請幾個國家的勞工活動家聚集在本地區某國首都的酒店里，一起比較最低薪酬、討論社會安全以及其他勞工相關問題。

　　工人運動共同聯盟主席西納說，去年在和GMAC以及柬埔寨政府談判時，工會引用了亞洲其他國家的案例，比如泰國。去年泰國出臺了每天300泰銖(約合57.98元人民幣)的全國最低日薪。不過，當GMAC同意到2018年將最低月薪提高到160美元時，工會又希望提高到177美元，并威脅將舉行更多罷工。

　　在勞工活動家的密集游說下，過去兩年內，東南亞最大經濟體印尼首都雅加達的最低月薪大幅上漲了60%左右，達到240萬印尼盾(約合1262.16元人民幣)。

　　盡管薪酬在不斷上漲，勞工活動家們仍有信心，認為不會面臨被市場所拋棄的風險。咨詢公司印尼PT麥肯錫董事主席布迪曼(Arief Budiman)稱，全球企業均認識到了亞洲的“市場機遇”，并正在擴大這里的消費群。

　　“有公司威脅要遷出印尼，但我想那僅僅是空洞的威脅。”印尼穆斯林工人兄弟會(Indonesian Muslim Workers Brotherhood)官員瓦西丁(Wahidin)說，現實是幾乎沒有公司關門，反而更多的公司希望在這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