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革命性改變世界經濟循環體系

　　二戰之后，歐洲方面打得一團稀爛，而美國借助戰爭需求大發橫財，成功的成為了全球工業化以及財富積累最為強大的國家。說得難聽些，美國在二戰前期重復了其在一戰中戰爭販子的定位——倒賣軍火不直接參戰。于是我們看到在全人類號稱最燒錢的集體運動中，美國的財富反而得到快速積累——從1859年至1918年一戰結束，美國工業總產值從不到20億美元上升到840美元，黃金儲備從占全球儲備總量的17%上升到59%，貿易量則從4%上升到39.2%。而二戰中，這種工業爆炸式增長的模式得到延續。

　　到二戰結束，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當時生產總值的48%左右，就差不多一半左右都是美國的制造，然后貿易量占了大概全球貿易的三分之一。主要還是因為二戰的戰火沒有波及美國本土，所以美國方面的制造業只有提升沒有被動淘汰。

　　這種局面在戰爭結束后讓美國陷入了和中國現在一樣的困境，就是美國國內的產能過剩。這種過剩比之目前的中國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產能的主要輸出方向“戰爭”結束了。于是美國為了化解這種過剩局面，出現了兩個途徑。其一是和平帶來的自發性嬰兒潮的形成，其二則是對于歐洲方面輸出產能的馬歇爾計劃。

　　對比當時的美國，中國如今的產能過剩局面同樣嚴重。鋼鐵中國占據全球一半的產能，電解鋁四成左右，看看高鐵，南北車競爭性的擴大產能導致單一一家企業就足以應對國內的需求，還有很多制造業領域。

　　或許相同的背景才催生出了兩個超級大國相同的舉動——基建出口。

　　至于一路一帶，就是基建出口的一個羅盤。

　　往西說，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推進，直接面向的是中亞國家。中亞國家從市場的角度來看，與中國的需求恰好可以形成互補。從當地的經濟結構上看，中亞普遍處于資源的出口國，冶金、采礦等等。然而從地里的位置上看中亞以北與俄羅斯接壤，西部為里海，南部與阿富汗和伊朗接壤，東部則與中國新疆接壤——其周圍的國家中，要么產業結構沖突，要么政治局勢動蕩，因此，中國實際上成為了中亞最終要的下游市場，出口技術和項目，換取資源，這實際上符合中亞與中國的雙邊利益。而從國際政治格局上說，中國歷來重視西部中亞各國的關系，經過幾代人的建設之后，中國與中亞國家已經呈現出一種政治、經濟的良性循環，而這種背景也成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能夠得到認同的關鍵之一。

　　往東南方向則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的主要面向群體，實際上就是東盟諸國。實際上，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深化也并非是信手拈來，而是經過多年時間積累的水到渠成。目前中國和東盟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貿區，并且中國連續四年成為了東盟最大的貿易伙伴。尤其是在97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以人民幣不貶值的巨大出口代價，換取了東盟各國得以迅速從危機過后的重建。這里面已經很好的體現出中國的負責人和合作的巨大前景。而隨著中國的高鐵、核電等項目出口，實際上中國有望在新的設備制造領域替代日本成為亞洲產業鏈的領頭羊，以及新的亞太地區經濟增長引擎。借此深化與東盟各國的經濟合作。讓相關地區與中國在經濟上形成一種共生關系，未來無論是打破美國的包圍網還是說突破貿易上的保護措施，都可以成為一個有力的前提。當然，中國也在積極布局歐洲和非洲地區的項目出口。

　　世界經濟在這種格局下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

　　如果說過去的世界經濟格局是中國制造，美歐消費。那么在中國式基建、服務出口的帶動下，將會是一次全面的革命。亞太地區將成為“資源國、消費國、生產國”大循環不變的情況下，中國優化小循環結構的關鍵平臺，以此為支撐，逐步撬動世界經濟形成以中國的服務、項目出口為核心的，中亞、非洲、南美貢獻資源;美國、歐洲專注品牌創新;亞太乃至全球為市場的新的制造業以及經濟循環體系。

　　中國已經在集中力量為這種趨勢的形成進行布局。

　　中國的項目出口和對外合作，與當年的馬歇爾計劃確實有著諸多的相似，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就是在實施馬歇爾2.0。

　　最簡單的，從操作手法來說，馬歇爾計劃明確是美國對歐洲的援助，而中國對歐洲則是市場化的投資操作。要知道，二戰中的歐洲，不少富裕家庭已經將財產進行了轉移，這種財產的回流實際上足以成為歐洲復興的動力。70年代左右的歐洲經濟學者就普遍認為：早在美國的大規模援助到達之前，許多歐洲國家就已經轉入了經濟增長階段。而且一些接受援助較少的國家，其發展速度反而更快一些。雖然馬歇爾計劃確實減輕了歐洲重建過程中的許多困難，并對一些關鍵部門的恢復起了重要作用，但總體來說，歐洲在戰后低谷之后的經濟增長與馬歇爾計劃的聯系并不是很密切。

　　因此馬歇爾計劃在現代的解讀很有一種美國政府在特定時點做了一筆并不光彩的買賣的嫌疑。而反觀中國的基建出口，政策僅僅是助推，更多的則是構建在市場化的運作模式上，就如同中國的官方說法——大規模的基建出口，是中國企業的自發行為。這種市場化運作模式下的中外合作。相比于馬歇爾計劃，更加公平也更加符合合作國真實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