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處在戰略機遇期 對風險不再回避拖延

　　11月9日，習近平主席在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中，第一次對中國經濟新常態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和解讀。指出，中國能否抓住新的機遇，應對新常態下的各種挑戰和風險，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這是繼今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新常態”的概念之后，時隔半年，高層對新常態的全面解讀，對于各界正確理解和把握新常態的內涵，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機遇、挑戰及如何在戰略上應對，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應該指出，新一代領導層以“新常態”定義當下的中國經濟，并按照“新常態”在戰略上審慎選擇中國的宏觀政策，絕非簡單制造新的政策詞匯，而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中國經濟進入新的階段之后的戰略性思考和抉擇。近年來，特別是2010年中國經濟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后，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積累的矛盾和風險逐步凸顯，中國經濟明顯出現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但是，對中國經濟的下滑、風險的凸顯以及紅利的轉換究竟受外部因素影響，還是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和過去不同的階段，各界爭論和分歧很大。這種分歧不僅僅是理論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蘊含的宏觀政策的導向完全不同：如果認為中國經濟的減速是外部因素所致，則意味著目前的經濟增長是低于潛在增長率，刺激政策可以大有所為;如果認為中國經濟的減速是內在因素所致，則意味著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是潛在增長率下降，宏觀政策必須對經濟減速保持克制和包容的同時，下決心通過改革解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面臨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站在最高決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態”描述中國經濟的特征，并將之上升到中國宏觀戰略的高度，在解決紛爭的同時，對中國經濟“下一個十年”的政策大方向做出了戰略性的選擇。

　　但是，今年5月份，習近平主席提出“新常態”這個概念時，并沒有對什么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的特點是什么，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將面臨何種機遇和挑戰。當時，習近平只是簡單提出，要“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各界對“新常態”的解讀和認識也大相異趣。基于此，習近平選擇在APEC會議國際場合，全面闡述新常態，對新常態進行定調，對新常態下的中國宏觀政策和應對全面解讀，一方面有利于“定分止爭”，消除各種分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國際社會全面了解中國未來的宏觀政策。

　　首先，習近平闡述了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三個不同于過去三十年的特征：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三個特征是一個具有內在統一邏輯的體系。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后，無論是經濟的基本面，還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產業業態以及經濟增長的動力已經今非昔比。中國經濟從30多年前的一個小的經濟體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從短缺經濟體成為過剩經濟體，從工業小國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從一個溫飽經濟體正在嬗變為小康經濟，這一系列的變化都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僅發生了量的巨變，更是發生了質的飛躍，用過去的眼光看待中國經濟、用過去的思維思考中國經濟既不準確，也不現實。以經濟速度而言，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后，已經正式告別高速增長進入到“常態增長”階段，經濟增速將在8%以下，7%以上運行。以中國經濟前3季度7.4%的速度而言，由于很多人不能準確把握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減速的趨勢，就想當然的認為7.4%的增長是一個很差的速度，認為應該通過政策刺激，讓經濟增速再回到8%以上的高速軌道上去。這種高速依賴癥，恰恰是因為沒有意識到中國經濟的這種巨變所致。正如習近平在演講中精辟指出的：“2013年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量就相當于1994年全年的經濟總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其次，習近平闡述了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新的機遇，這是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的關鍵。在很多人看來，既然中國經濟要減速，這意味著新常態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更多的是挑戰而非機遇。事實上，在5月份習近平首次提出新常態的時候，首先明確的是“中國仍然處在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新常態只是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只是意味著速度要下一個臺階，而不是意味著中國發展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事實上，如果中國經濟順利完成增長驅動力的轉換，增速雖然下滑，但經濟增長的質量、經濟總體的含金量都會高于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期。習近平指出，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比如，就產業業態而言，面對制造業的產能過剩，中國未來可以大力發展服務業，彌補服務業的短板;面對中國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之后外需的下滑，中國可以通過各種措施擴大內需，實現從投資拉動到內需拉動的轉換。這種努力已經初現成效，如果持之以恒，不急功近利，用10年左右的時間，無論是內需，還是服務業，都會成為中國經濟的強大內在引擎。

　　第三，明確提出，深化改革是化解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新問題、新矛盾的關鍵，這點可謂切中肯綮。應該承認，從過去的高速增長到今天的新常態，中國經濟本身已經換上了“另一個軌道”，顧客會出現“暈車”等各種“不適應”這很正常。如何認識這種風險，如何轉換思維，適應新常態，保持平常心，的確非常關鍵。比如，面對中國經濟的下滑，很多人習慣了過去一下滑就刺激的慣性思維。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絕非增速下滑，而是不適應這種下滑，不允許下滑。這種風險起碼有五：一是刺激依賴癥。和吸毒上癮一個道理，無法接受每次經濟的自然調整，對增速下滑“零容忍”，無法走出一下滑就刺激，一刺激就見效，刺激完了又下滑的“周期律”;二是不改革的風險。盡管三中全會確立了宏大的改革計劃，但民間對中國未來的信心是否因此而恢復，取決于改革的執行力。目前投資不力，民營企業家仍然徘徊猶豫，關鍵還是沒有看到改革強有力的推進，這是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三是過去刺激政策導致的產能過剩和企業債務;四是房地產全面調整帶來的風險。面對這些風險，是繼續人為刺激帶來好看得數據，還是痛下決心，通過改革和創新帶領中國經濟走過激流險灘，這是攸關中國經濟前途和命運的選擇。習近平在演講中再一次強調了“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向積存多年的頑疾開刀”，通過改革和創新戰勝風險的決心。習近平肯定了深化改革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關鍵作用，肯定了市場和企業家的重要價值，肯定了創新對于中國經濟轉型的重大意義。指出：“如果說創新是中國發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點火器。”這種表態，對于那些一看中國經濟下滑就呼吁刺激的人而言，無疑既有警示意義。筆者認為，從中長期周期而言，中國經濟不會出現海外投行期待的“崩盤”，但中國經濟的一系列系統風險卻隨時可能爆發。而這些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過去一再延誤改革時機、一再采用不當的刺激政策所致。身體虛弱，正氣不旺，皆在于此。解決這些風險，不是以毒攻毒，再次采用刺激政策，而是痛下決心放棄刺激，重回改革正途。

　　筆者一直堅持認為，新常態下的中國仍然處在極為珍貴的戰略機遇期。下一個三十年，仍然屬于中國黃金發展的三十年，中國的增長方式將更加合理，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將大幅提升，經濟發展帶來的幸福感將更加包容，中國經濟對全球的影響將更為深刻和全面。但這種機遇能否兌現，取決于我們能否深刻認識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對經濟減速保持寬容，對調整中的風險不再回避和拖延。對于中國經濟而言，適應新常態的關鍵是必須轉換思維，把握新的歷史機遇，迎接新的挑戰。更直接一點說，能否痛下決心，深化改革，刮骨療毒，真正實現政府職能的全面轉換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真正成為一個具有巨大創新能力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