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談新的制度紅利和效率紅利

　　改革能否成功關鍵在于設計出高效率的制度供給。面對中國資本形成效率不高、以及債務率急速上升的狀況，須通過深化改革，激發市場活力，提高資本形成和配置效率，推動經濟高質量增長。

　　事實上，高投資模式賴以生存的宏觀環境已發生重大改變。從趨勢上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以及由勞動力再配置格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都會出現變化。

　　到底該如何認識高投資率與高儲蓄率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徑問題。過去35年，中國GDP中最大的貢獻是資本積累，約占60%左右。可以說投資與儲蓄的比例和結構是由中國經濟所處的特定階段和人口結構所決定的，它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而逐步趨向合理。

　　對于大部分制造業企業而言，“人口紅利”優勢將會逐步衰減，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成本提升，整體經濟進入了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在供求不平衡的推動下逐步回補，工業企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

　　而在企業盈利大幅下降的同時，一些大企業卻寄希望于通過借貸進行資本套利。在過去人民幣漸進升值的過程中，由于美元的利率水平較低，其貸款利率甚至低于人民幣的存款利率，因此，負債外幣化可以使企業獲得顯著收益。

　　此外，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對資金有饑渴癥的地方政府通過表外貸款和銀行間債務融資，大量資金流向了地方融資平臺和政府驅動投資的行業。

　　這樣，一方面導致了政府、大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大幅上升。由于“預算軟約束”的存在，也造成金融資源過度傾斜，繼續錯配到產能過剩的大型國有企業之中。國企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始終無法理清，國企享受政府的隱形擔保，大大推升了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

　　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性補貼扭曲了要素市場價格，壓低投資成本。大量增量資金投向投資驅動型領域，造成了結構性過剩和投資效率、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當前，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不是互為消長的關系，改革更不應理解為是增長抑制性的。必須加大供給側發力，以新供給替代老供給，通過改革真正創造出新的制度紅利和效率紅利。

　　儲蓄依然是我國的優勢，如果能將儲蓄轉化為有效率的投資，將會形成當前乃至長遠的資本存量，這對經濟高質量的增長是有益的。

　　未來五年，要以提高資本形成效率為核心推動相關領域改革。首先，要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打破條塊分割、市場分割、切實保障企業和個人投資自主權。轉變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消除要素價格“多軌制”的現象，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釋放市場投資主體活力。

　　其次，要建立市場化的企業資本金補充機制，使企業恢復到健康的資產負債率水平。

　　第三，要提高政府投資效率，發揮政府投資對技術創新和科技研發的重要推動作用。通過政府投資的宏觀導向作用，在基礎研究和產業發展的共性技術領域加大資金支持，鼓勵官產學研金共建創新聯盟，促進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和企業設備投資改造。

　　第四，全面深化負面清單制度，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從未來發展來看，共享經濟、長尾經濟、零成本經濟不斷涌現，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經濟、產業、科技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斷催生新業態、新產品和新模式。

　　為了進一步適應這種新形勢，已經出臺的負面清單制度還應加強制度供給，及時修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通過負面清單制度，有效地保證市場準入，激發市場潛能。抑制地方政府競爭性投資，激發民間資本市場活力，進而提高社會資金形成和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