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董事長南存輝：父親的“遺產”

對我來說，2007年有兩件事是無法忘懷的。一件是我們在法庭上勝訴了一家跨國公司的專利侵權，另一件則是父親的去世。 　　兩事相連，一喜一悲。喜的是我們的企業在歷經二十多年奮斗后，終于嶄露頭角，在國際競爭的舞臺上初步顯示了自己的實力。悲的是在我們企業逐漸走向成熟，還需要長輩細心呵護的時候，父親生命的門戶卻已關閉…… 　　一 　　父親南祥希，1930年出生于浙江省樂清縣（1993年撤縣建市）黃華鎮殿后村。那正是中國國內戰亂連綿、民生凋敝的年代。和那個年代的大部分農村孩子一樣，父親的童年和少年充滿艱辛。 　　成人之后，不甘貧窮的父親四處奔走，尋找生機。幾經遷徙，最后在柳市鎮上園村扎下根來。上園地處柳市鎮中心區域，條件相對好些。但對于一個毫無家底的人來說，始終舉步維艱。在參加生產勞動的同時，父親學會了一門修鞋的手藝。農閑的時候，除了下河捕魚、撈蝦，就是挑上鞋擔，到街上給人修鞋。其間他還背井離鄉，到過湖北等地闖蕩，期望通過手中的修鞋“絕活”，改變生活狀況。但事與愿違，他的希望一次次落空，最終不得不打道回府，重復著大多數中國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故事。 　　打從我記事起，我們家的房屋就是當地最差的，屋頂是用茅草蓋成的，風一吹，常常是天上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再加上溫州地區幾乎每年都有臺風，臺風一來，一家人擔驚受怕。吃飯，也往往是吃了上頓，還不知下頓的米在哪里。但不管怎樣貧窮，父親始終教育我們要自食其力，別指望天上會掉餡餅，更不能去貪別人的小便宜。而且不管怎樣貧窮，父親始終樂觀豪爽，從不把怨氣撒在孩子身上，所以我們一家人雖然清苦，卻也樂在其中。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在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幫助家里打豬草、挑稻桿。到了秋天，樹上的葉子落滿一地，我用細鐵絲一張張串起來，圍成一個個的圓圈，曬干之后就當柴禾來燒。稍稍大一些后，我就獨自下河摸螺絲拿到街上叫賣，換取家中所需的油鹽醬醋。有一次，父親讓我挑了兩籮米糠到街上去賣，站了整整一個上午都沒賣掉。中午時分，我既累又餓，連把米糠挑回家的力氣也沒有了。這時，好不容易有人來問價了。按照父親的交代，我報一塊五一斤。那個成年人抓起一把看了一下，做出一副吃驚的樣子說，別人都是一塊二，為什么你要那么貴？這下我疑惑了：難道父親把價格定高了？因沒辦法求證，我只好自作主張，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后，最終以一塊三的價格成交。 　　回到家后，我一五一十地向父親作了交代，還特別強調別人都是以一塊二的價格賣出去的。父親無奈地笑笑，告訴我說，我們家的糠是細糠，別人家的是粗糠，這一擔米糠的質量比別的米糠好很多，所以要賣一塊五。最終父親以“薄利多銷”給了我肯定。這件事給我的觸動很大，原來賣米糠也有這么多的學問。如果說經商是一所大學的話，那我的第一課應該是父親教給我的，他使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按質論價，什么叫做一分錢一分貨。 　　生活的不幸總是不期而至。 　　我十三歲那年，父親在一次集體勞動中意外受傷，造成右腿粉碎性骨折，不能下地干活，而母親身體一向虛弱，拉扯弟妹、養家糊口的重擔責無旁貸地落在了我這個長子肩上。我那時除了跟在父親身邊學會了修鞋之外，什么也不懂。為了父親的病，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不得不接過父親的修鞋擔子，做起了一名走街串巷的修鞋匠。剛開始覺得很難為情，看見熟悉的同學、伙伴遠遠地走來，我便趕緊躲開。父親知道后說：“修鞋并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修鞋也是個技術活，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漸漸地，我不再感到害躁，而且愛上了修鞋這一行當，并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手藝人。三年的修鞋經歷，雖然沒賺到多少錢，但它使我懂得了誠實做人的道理。同時它使我明白了，一個人要想有所作為，必須重視從一件件平凡的小事做起，而且任何小事要把它作好都是不容易的！ 父親對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我小時候非常頑皮，經常為一些小事和小朋友打架，小朋友哭著回家告狀。于是，大人領著小孩找上門來論理。我父親一邊批評我，有時還打我；一邊向對方家長說盡好話，賠盡小心，過了還讓母親帶上幾個雞蛋到人家表示道歉。這樣的事情多了，我就慢慢明白，打架是不對的，欺負別人更不應該，與人相處，要懂得謙讓。 　　父親待人真誠。跟在他身邊修鞋的時候，我發現他對所有的客人都很客氣。不管對方是熟悉的還是不熟悉的，也不管對方的鞋子是臟的還是干凈的，他都以禮相待。有時候，遇到客人比較忙，不能當場取貨，父親就讓客人先走，修好后親自送去。久而久之，許多老客戶都親切地稱呼他為“阿希老師”。我“子承父業”后，父親給我說得最多的也是“真誠”二字。有一天，我在修鞋的時候，遇上了一位賣阿膠的山東人。因為聊得投機，我便把他帶到家里吃飯去了。父母很歡迎，但是家里太窮，拿什么招待呢？母親從后門出去，到鄰居家借了些米粉干，然后又從地里拔了幾把自家種的蔬菜用以招待。客人很高興，走的時候還特意留下兩包阿膠表示謝意。 　　現在社會上流行“誠信”這個詞。回想起來，其實在我小時候父母就對我進行這方面的教育了。當時鄰里之間，經常相互借來借去，我對這樣的“經濟行為”很不理解，因為老師告訴過我們，借東西必須寫借據。父親卻說，低頭不見抬頭見的近鄰之間是不需要這樣的，因為大家彼此信任，老祖宗就是這樣傳下來的。母親還給我講了“牛皮寫字人老實”的道理。意思是如果做人不守信，就算把這件事情寫在牛皮上磨不掉都沒用，大家都是本分善良的老實人，肯定會把欠人家的東西時時刻刻記掛在心頭的。 　　“一等人說了算，二等人寫了算，三等人說了寫了都不算！”父母告訴我，真正講信用的人，寫不寫借據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從那時起，做人要講信用的概念，就像“牛皮寫字”一樣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以致在我后來的創業過程中受益無窮。 　　二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和朋友合伙辦廠，開始了在電器領域的奮斗。 　　辦廠之初建不起廠房，父親就主動把家里的一間屋子騰出來做了車間。后來一間屋子不夠了，還把老倆口住的房間也占去一半。家里的廚房、廚具也被“充公”，拿來給職工做飯。但他們從無怨言，而且樂此不疲，和我們一起承受原始積累時期的種種艱難。 　　1993年，是我人生中一個極為難耐的冬天。那正是我的事業蓬勃發展的時候，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一些競爭對手攻擊我的種種流言蜚語紛紛襲來，甚至有人把爆破用的雷管放到了我們的廠門口，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弄得手足無措，父母也為此坐立不安。這時，父親勸我不要著急，只要做人坦蕩，問心無愧，沒有過不去的坎。而我分明發現，父母這段時間臉上比以往瘦了許多。 　　正是在父母的理解和許多領導、朋友的關心支持下，我們經受住了考驗，順利地化解了那場風波，并使企業得到了飛快的發展。 　　此后，為吸納更多的人才加盟正泰，促進企業更快發展，我們對公司的股權結構進行了多次調整。這勢必觸及一些親戚朋友的利益，有人找到我父母，希望他們出面勸阻。但父母深知我的難處，耐心說服了親友，旗幟鮮明地支持了我的工作。 　　而在平日，父親也總是有事沒事跑到公司里轉轉，發現“不順眼”的地方，他會及時提出來。如果他說得對，我們當然采納。有說得不對的地方，我們委婉地向他說明，他也能夠接受。而對公司定下的重大措施，他從不干預，而且大力支持。這也是我們的企業脫胎于家族，又能擺脫家族體制羈絆的重要因素。 我們老家有種說法：“家中有個老，等于家中有個寶。” 　　我也常常和朋友們開玩笑，我有一個無私奉獻的父親，就等于公司有了一個免費的“高級顧問”啊！ 　　三 　　子孝不如父慈。這是我最深刻的體會。辦了企業，就像綁上了戰車，只有勇往直前，才能求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父親在世的時候，我總想什么時候有空了，應該陪著他老人家到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走一走，也不枉他辛苦一生。有一次，我們還給他辦好了到美國的簽證，但終因我們抽不出時間陪他而擱淺了。 　　正當我們積極尋找機會報答父母的時候，父親卻被診斷患了癌癥。住進上海的醫院后，醫生建議開刀。可剛入院的第二天，我就隨吳儀副總理出訪中東了。這是早些時候就安排下來的日程，國家領導人那么關心我們，點名要帶我們出去，把我們介紹給國外的客戶，向世界展示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樹立中國在世界人民面前的改革開放形象。這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責任，沒有理由不去。到達迪拜的時候，我弟弟打來電話，說爸爸本來今天做手術的，現在卻怎么也不同意做了。我當時很著急，想勸勸父親，但遠隔千山萬水，父親聽不到我的聲音。有時想起來，真的很愧疚。 　　父親的病情時好時壞，經常輾轉于上海和溫州的醫院。我也時而國內，時而國外，總是在天上飛，難得有閑暇的時候。只要有一點時間，我都會盡量趕過去看他一眼，或者陪著他老人家吃頓飯。但無論如何“盡量”，我和父親見面的時間也是非常有限的。就在他去世前一個月，我還先后隨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徐匡迪參加了在俄羅斯舉行的中俄論壇、在蒙納哥舉行的中非論壇等等。出國前一天我在北京接到妹妹的電話，說父親情況有些反常，要我無論如何回去看看。我推掉了一些工作，匆匆忙忙趕到溫州，就跟他說了十分鐘的話，僅僅十分鐘！我勸慰他多想開心事，好好養病，不要有什么顧慮。看他狀態有些好轉，我又啟程赴法國去摩納哥了。走之前，我讓弟弟妹妹安排送他到上海住院。 　　父親知道我忙，平常如無特別重要的事，是輕易不會給我打電話的。但這次在法國，我卻接到了他親自打來的多個電話。他問我在哪里，什么時候回來。我知道，他是擔心自己挺不過去了。我急如星火地從法國回來，徑直趕往父親所住的浦東曙光醫院。見到我，他很精神地坐了起來，說想回溫州了。我問醫生是什么意見，他說醫生的意見是下周出院，我說那就聽醫生的嘛。簡單安頓后，我又疾飛北京，參加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答辯。正泰申報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已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