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地方新起點
從80年代選擇毗鄰香港的深圳率先開發,到9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在內地再造一個香港,把這些歷史節點連接起來,就可以看清楚現在的前海了。
鄭宏杰站在前海吹填造陸的現場,凝視著前方這塊沸騰的土地。
這位53歲的深圳前海管理局局長豪言,要“拿出膽量來”,以蛇口精神為榜樣,袁庚為楷模,用10年時間,將前海建設成為一個地區產值1500億元的國際化現代服務產業示范區。
鄭宏杰的豪邁,是因為他腳下的這15平方公里,被賦予了“中國改革試驗田”的重要使命。
8月26日,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之際,國務院給深圳送去一份“生日禮物”,正式批復了廣東省報送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
十多天后的9月6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突破。
此前,8月20日到21日,溫家寶總理考察深圳,要求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他強調“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
胡錦濤、溫家寶對深圳改革的希望,令如今的深圳改革同它30年前啟動的改革一樣,再次承擔了國家層面的使命。
前海,作為深圳深化改革謀篇布局的一個新棋子,作為一個在制度及管理上與香港全面接軌的過渡區,有可能承載此前蛇口的角色,承擔突破制度壁壘的重擔。
宏觀上肯定,微觀上待定
國務院對前海的批復強調,“一國兩制”框架下,充分利用全國人大授予的經濟特區立法權,為前海創造優良的法制環境。同時,人們也注意到,批復要求,超出授權范圍的立法要按規定報批。
“這是一個非常活的批復,宏觀上肯定,微觀上待定。”深圳市委副秘書長、體改辦主任、政研室主任樂正說。
從2009年年底開始,深圳市就開始組織市屬各部門,著手各項前海規劃報批的準備工作。在此過程中,與香港進行多輪溝通,最后形成了一個較為細致的報送中央的規劃文本。
其間,深圳市逐漸把前海地區上升到戰略高度,以物流為核心變成了以現代服務業為核心的規劃。2010年6月,廣東省正式向國務院報送了這一規劃。
《財經國家周刊》獨家獲得了廣東省向中央報送的規劃文本。其中,深圳提出了“營造支持前海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商事法律環境:充分利用國家立法機關授予的經濟特區立法權,借鑒香港法律,制定促進前海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法規,支持深港合作建立香港法律、內地法律查明機制”等一些列設想。
在商務法之外,報送規劃的法制探索觸角更廣:“鼓勵深圳對政策法規沒有明確規定的領域,借鑒國際經驗,先行先試,通過特區立法規范管理;鼓勵深圳對國家只作原則性規定的領域,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探索發展。”
改革想法已具框架,實現的路線圖成為最受關注的問題。樂正說,前海法制的探索應跟著項目走,不是立好了法,再去招商引資,而是利用“倒逼機制”,首先確定區域的空間規劃,之后招商引資,接下來根據實際需要配套,進行具體政策的申請和探索。
前海管理局綜合處處長王錦俠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廣東省希望中央在三個方面給深圳提供先行先試的便利。
一是稅收問題。前海借鑒香港低稅的做法,將個人所得稅控制在20%以下。這比目前中國大陸地區該稅種的最高額度低了25%。
二是在金融領域,一個遠期的目標是人民幣在區域內可以自由兌換,“比如說建立人民幣的離岸中心”。
據樂正介紹,深港兩地曾經的構想是,能否促進深交所和港交所進行股權合作,甚至成立一個新的獨立交易機構,采取一種離岸的方式進行試驗,“深交所是在岸的,港交所是離岸的,這個新機構應該嘗試‘境內關外’的離岸新模式”。
“前海合作區的開發,其中金融是最被關注的產業,也是未來發展的一個核心內容,而吸引香港機構,借鑒香港經驗,則是落腳點。”深圳市政府金融辦副主任肖志家說。
三是最受關注的司法制度方面。王錦俠說,至少在10年內,將會允許香港的仲裁機構在前海設立分支機構。這意味著在前海投資的企業和個人,在發生糾紛時將會擁有一個選擇權:或者選擇內地的司法機構,或者選擇香港的仲裁機構。另外,前海合作區內還將設立專門的民商事法庭,將會邀請港澳臺居民以及外國人作為陪審員。
老地方,新起點
前海位于珠江入海口,伶仃洋東側,蛇口半島西部。
前海曾有一段很長的被雪藏的歷史。上世紀70年代末,當蛇口工業區在袁庚的帶領下開天辟地的時候,一山之隔的前海還是一片灘涂。周邊有一些漁村,養蠔業繁榮一時。從80年代初開始,這一區域開始了持續至今的填海造地。漁民們陸續搬離,養殖業也隨之遷徙。80年代中期,前海進入政府的規劃,成為政府的儲備用地。
樂正站在一張深圳全圖前面,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講述深圳發展的地理路線圖,從最早的深圳東部的羅湖、福田、南山,一路向西,回到了深圳開發的發軔點——蛇口附近。31年的發展,深圳又回到了西面的起點。“這是老地方,卻是新起點,是深圳的再出發。”他說。
參與深圳早期創業的麥慶泉,最早在深圳教書,曾長期在僑聯工作,后任深圳市龍崗區副區長。作為目前深圳的5名全國人大代表之一,他多年呼吁前海開發以及撤銷深圳市內劃隔特區內外的“二線關”。“現在我們要做的試驗,就是再造一個香港的試驗。”麥慶泉說,“從80年代選擇毗鄰香港的深圳率先開發,到90年代初小平提出在內地再造一個香港,你把這些歷史節點連接起來,就可以看清現在的前海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港深兩地城市發展的瓶頸開始凸現,前海開發被提上日程。
2009年6月17日,香港民建聯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劉江華提出議案,要求香港政府“與深圳市共同協商規劃和發展深圳前海地區,探討共同經營港深合作區域的可能性”。
2010年4月17日,廣東省與香港特區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了《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港深前海合作被列為粵港合作重點區域之首。
深圳特區30周年前夕的8月11日,深圳市市長許勤到港拜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曾蔭權在會見中開門見山地提到深圳前海發展問題,“前海的發展,深圳要先行一步。”曾蔭權表示,2010年適逢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希望中央為深圳的發展提供更多條件。
“前海的試驗意義不僅在于這15平方公里的發展,而是其經驗的擴展,首先就可以輻射到整個深圳,進一步擴到珠三角,再進一步擴到全國,這就是我理解的中央的眼光。”麥慶泉說,原來對香港是“看得見、摸不到”,有了前海,我們就“看得見,摸得到”了。
樂正說,前海建成后,深圳將真正成為一座海濱城市。在他看來,前海對于深圳的最大意義是產業升級和制度創新,前海的輝煌應在2020年到2030年之間,“前海發展成熟之日,就是深圳由工業化城市向后工業化轉型成功之時。”
“特區中的特區”,“特區間的特區”
在2008年之前,前海片區的雛形主要歸招商局集團所有,主要開發的是“大鏟灣碼頭”,后來隨著填海造地的進展,現已填出了15平方公里,其中招商局仍占6.3平方公里。
招商銀行行長兼首席執行官馬蔚華在招行總部大廈接受了《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專訪。從他位于48層的辦公室向西望去,前海和蛇口盡在視野,這位有著深厚蛇口基因的創業家,一言概之:“前海的發展,簡單說就是深圳的土地,香港的制度。”
“前海探索”引起廣泛關注,其關節點無疑是“借鑒香港制度因素”,深港合作已不是一個新探索,接下來的法律等相關制度的實質對接才是前海推進中的要害。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與香港無縫連接的一塊地方。”麥慶泉說,“否則,我們已經將特區范圍擴大到了全市,為什么還要再在里面劃出一塊‘特區’呢?”
“無縫”,是個試驗設想,而深港制度對接已有多例。對于港深兩制的直接對接而言,可以拿來作為對照的是“河套地區”和“深港西部通道”。
2007年通車的深港西部通道大橋橋面的管轄權歸港方,在大橋的深圳端設立了一個香港的口岸管理區,這樣一來,港方人員就進入到了深圳轄區執法,香港的治權得以延伸到深圳。
在深圳轄區內設立港方管轄區還曾引起一些爭議,比如,有質疑說,如果在管轄重疊區域發生案件,該由哪一方執法?如有孕婦生產,孩子應算是香港出世,還是內地出世?
更有人提出,如果有人在橋面觸犯香港法律,但有關行為在內地來講卻不算犯法,而人又逃到橋下,該由誰執法?區域學者金心異說,由于西部通道大橋的海面屬于深圳管轄,所以就產生了一種戲言,“如果人在橋上就歸香港管,人跳入海里,就歸深圳管了。”
河套地區的對接則是另外一番情景。河套地區屬于深圳河截彎取直后,形成的一塊約1平方公里的區域,因為香港和深圳規定以深圳河為界,所以從這一原則上講,此地應屬于香港,但是管轄權一直屬于深圳,遂起爭議。
后來中央裁定,此區域管轄權歸屬深圳,規定業權仍歸深圳,而管理開發權則歸屬香港。現在該區域正待香港完善規劃后進行開發,所以此區域還被稱為“特區中的特區”或者“特區間的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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