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粗放難以適應市場需求 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關鍵
“去年年底分紅,我得了16萬元,比自己種和租給別人種劃算得多!”1月10日,在沙灣縣召開的自治區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點工作經驗交流會上,李長衛心里樂開了花。
李長衛,沙灣縣商戶地鄉居士堂村村民,經營土地125畝。和大部分農民一樣,在沒將土地交給合作社經營之前,播種、施肥、采收都是自己干,操心也多。有時候辛苦一年,除去成本,最終能落到口袋里的錢并不多。
2016年,他主動把125畝地交給綠源共營制土地股份合作社經營,該合作社產量達到380公斤,比李長衛過去的產量高出30公斤。農資、農機、勞務等作業費用也比他個人種時要低得多。
李長衛就是我區推進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成效的一個縮影。可以說,深入推進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使新疆的棉花生產方式發生革命性變革,新疆棉花生產、加工和銷售產業鏈條內部也將發生結構性優化重組。
2016年,我區棉花種植面積3245萬畝(其中,地方2348萬畝),占全國種植面積的58.5%;單產每畝126.7公斤;預計總產411萬噸(其中地方265.8萬噸),占全國的71%。棉花播種面積、總產、單產繼續穩居全國首位。
從量的角度來看,我區棉花在全國的地位不容置疑。然而,從質的角度來說,我區棉花還面臨不少問題。“2014年之前國家實行棉花臨時收儲政策,農民種的棉花不管質量如何,全部由國家收購。2014年實行棉花目標價格改革后,我區棉花價格逐步與市場接軌,長期積累的棉農只重數量不重質量的問題便突顯出來。”自治區農業廳種植業處副處長湯義武說。
湯義武坦言,我區棉花產業化經營水平偏低。地方棉花生產,大多以小家小戶的分散經營為主,發展棉花專業合作社開展適度規模經營比較困難。龍頭企業的品牌引領作用還比較弱,訂單生產規模依然較小。
實行臨時收儲政策時,我區棉農不需要直接與市場對接,所以棉農種棉只重衣分和產量,而對紡織企業看重的纖維長度、強度和馬克隆值等可紡性指標重視不夠,導致我區棉花品質,難以滿足棉紡織企業的用棉需求。
“毛發、化纖絲和地膜等超標是影響我區棉花市場競爭力的最大瓶頸。”湯義武說。不少企業普遍反映,他們對我區棉花又愛又恨,企業紡高檔紗只能選擇從國際市場進口高質量的棉花。
“以上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我區棉花供給側出了問題。實行棉花目標價格改革后,棉農必須根據市場需求進行生產。倒逼我區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進行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湯義武說。
2016年,我區選定5個縣市,進行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點,從產加銷環節入手下達試點工作任務,促進棉花產業提質增效,棉花優勢產區種植綜合效益得到明顯提升。
據統計,2016年我區地方棉花種植面積2348萬畝,較2015年減少107.9萬畝,完成計劃調減任務的71.9%。“棉花種植面積的調減,促使我區低產、次宜與風險棉區逐步退出,有效推進了棉花種植向優質棉區集中,優化了我區棉花種植的區域布局。”湯義武說。
品種區域布局初步形成。受2015年我國軋花和用棉企業對我區高品質原棉需求的影響,2016年我區棉農選用優質棉種意識增強,不再單純追求高產、高衣分品種,而是越來越青睞高產量、高品質的雙高棉花。
同時,各地政府也因地制宜合理確定棉花主栽品種,部分地州已經要求每個植棉縣市按照“一主一輔”品種布局,用行政手段引導棉農統一棉花品種。比如,在當地政府的積極引導下,阿克蘇地區棉花主栽品種已經縮減為4個,占本地棉花播種面積的68.6%。
此外,關鍵技術推廣力度進一步加大。以棉花“矮密早”栽培模式為基礎,以“高密度栽培+膜下節水滴灌水肥一體化技術”為核心的棉花種植模式得到廣泛應用;以機采棉種植模式推廣為重點,優良品種、測土配方施肥、科學化控、病蟲害綜合防治等各項集成配套新技術全面推廣。
2016年全疆(地方)棉花實際機收面積達384萬畝,較上年增加180萬畝。棉花膜下滴灌面積1320萬畝,較上年增加114.2萬畝,覆蓋率達到56.2%,較2015年增加7個百分點。
“由于高效節水和機采棉面積的增加,使棉花水肥一體化技術和機械化采收進程進一步加快,為我區棉花單產提升和節本增效創造了條件。”湯義武說。
在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點工作的有力推動下,各地普遍加大了棉花統一品種、適宜機采種植模式、棉花采收環節流程管控、優化棉花加工工藝流程等關鍵環節生產工藝的研究和探索。全區各地棉花種、采、收、軋環節的管理水平與去年相比有了一定幅度的提升。
原棉質量與2015年相比有明顯提升,加之受棉花市場供求關系影響,去年我區各地籽棉收購開秤價就達到7元/公斤以上,在9到11月籽棉平均收購價格均在7.5-7.8元/公斤之間,比2015年高出了2元左右。
“去年年底分紅,我得了16萬元,比自己種和租給別人種劃算得多!”1月10日,在沙灣縣召開的自治區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點工作經驗交流會上,李長衛心里樂開了花。
李長衛,沙灣縣商戶地鄉居士堂村村民,經營土地125畝。和大部分農民一樣,在沒將土地交給合作社經營之前,播種、施肥、采收都是自己干,操心也多。有時候辛苦一年,除去成本,最終能落到口袋里的錢并不多。
2016年,他主動把125畝地交給綠源共營制土地股份合作社經營,該合作社產量達到380公斤,比李長衛過去的產量高出30公斤。農資、農機、勞務等作業費用也比他個人種時要低得多。
李長衛就是我區推進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成效的一個縮影。可以說,深入推進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使新疆的棉花生產方式發生革命性變革,新疆棉花生產、加工和銷售產業鏈條內部也將發生結構性優化重組。
經營粗放難以適應市場需求
2016年,我區棉花種植面積3245萬畝(其中,地方2348萬畝),占全國種植面積的58.5%;單產每畝126.7公斤;預計總產411萬噸(其中地方265.8萬噸),占全國的71%。棉花播種面積、總產、單產繼續穩居全國首位。
從量的角度來看,我區棉花在全國的地位不容置疑。然而,從質的角度來說,我區棉花還面臨不少問題。“2014年之前國家實行棉花臨時收儲政策,農民種的棉花不管質量如何,全部由國家收購。2014年實行棉花目標價格改革后,我區棉花價格逐步與市場接軌,長期積累的棉農只重數量不重質量的問題便突顯出來。”自治區農業廳種植業處副處長湯義武說。
湯義武坦言,我區棉花產業化經營水平偏低。地方棉花生產,大多以小家小戶的分散經營為主,發展棉花專業合作社開展適度規模經營比較困難。龍頭企業的品牌引領作用還比較弱,訂單生產規模依然較小。
實行臨時收儲政策時,我區棉農不需要直接與市場對接,所以棉農種棉只重衣分和產量,而對紡織企業看重的纖維長度、強度和馬克隆值等可紡性指標重視不夠,導致我區棉花品質,難以滿足棉紡織企業的用棉需求。
“毛發、化纖絲和地膜等超標是影響我區棉花市場競爭力的最大瓶頸。”湯義武說。不少企業普遍反映,他們對我區棉花又愛又恨,企業紡高檔紗只能選擇從國際市場進口高質量的棉花。
“以上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我區棉花供給側出了問題。實行棉花目標價格改革后,棉農必須根據市場需求進行生產。倒逼我區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進行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湯義武說。
2016年,我區選定5個縣市,進行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點,從產加銷環節入手下達試點工作任務,促進棉花產業提質增效,棉花優勢產區種植綜合效益得到明顯提升。
據統計,2016年我區地方棉花種植面積2348萬畝,較2015年減少107.9萬畝,完成計劃調減任務的71.9%。“棉花種植面積的調減,促使我區低產、次宜與風險棉區逐步退出,有效推進了棉花種植向優質棉區集中,優化了我區棉花種植的區域布局。”湯義武說。
品種區域布局初步形成。受2015年我國軋花和用棉企業對我區高品質原棉需求的影響,2016年我區棉農選用優質棉種意識增強,不再單純追求高產、高衣分品種,而是越來越青睞高產量、高品質的雙高棉花。
同時,各地政府也因地制宜合理確定棉花主栽品種,部分地州已經要求每個植棉縣市按照“一主一輔”品種布局,用行政手段引導棉農統一棉花品種。比如,在當地政府的積極引導下,阿克蘇地區棉花主栽品種已經縮減為4個,占本地棉花播種面積的68.6%。
此外,關鍵技術推廣力度進一步加大。以棉花“矮密早”栽培模式為基礎,以“高密度栽培+膜下節水滴灌水肥一體化技術”為核心的棉花種植模式得到廣泛應用;以機采棉種植模式推廣為重點,優良品種、測土配方施肥、科學化控、病蟲害綜合防治等各項集成配套新技術全面推廣。
2016年全疆(地方)棉花實際機收面積達384萬畝,較上年增加180萬畝。棉花膜下滴灌面積1320萬畝,較上年增加114.2萬畝,覆蓋率達到56.2%,較2015年增加7個百分點。
“由于高效節水和機采棉面積的增加,使棉花水肥一體化技術和機械化采收進程進一步加快,為我區棉花單產提升和節本增效創造了條件。”湯義武說。
在棉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點工作的有力推動下,各地普遍加大了棉花統一品種、適宜機采種植模式、棉花采收環節流程管控、優化棉花加工工藝流程等關鍵環節生產工藝的研究和探索。全區各地棉花種、采、收、軋環節的管理水平與去年相比有了一定幅度的提升。
原棉質量與2015年相比有明顯提升,加之受棉花市場供求關系影響,去年我區各地籽棉收購開秤價就達到7元/公斤以上,在9到11月籽棉平均收購價格均在7.5-7.8元/公斤之間,比2015年高出了2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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