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中的服飾文化
《黃帝內經》中有相對系統的服飾養生思想,據研究,它包含有順應四季穿衣、針對病情穿衣以及淡泊著裝觀念等。
其一順應四季穿衣。《黃帝內經》關于順應四時穿衣的觀點主要有服飾的色彩、款式和穿著方式等要順應四時陰陽生長收藏的特性,防寒防暑,且四時皆需謹防風邪等。如“一年之內,春防風又防寒;夏防暑熱,又防因暑熱取涼而致感寒;長夏防濕;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風。此八者,病者與調理病人者皆所當知。”以衣御寒,以衣避暑,以衣拒燥濕風雨,道理今天看似簡單卻仍未過時,而先民們把握這些著裝經驗卻有著漫長的歷史過程,也有著悲劇的教訓與智慧的總結。這類敘述與提醒隨處可見:如《靈樞·本神》言:“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又如《靈樞·師傳》云:“便此者,食飲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凄愴,暑無出汗。”
在衣與人體、衣與四季氣候的關系協調方面,能夠歸納出在后世看來成為普世價值的深入人心的“常識”,我覺得其重要意義無論怎樣形容都不會過分,它是萬年以來先民著裝實際功用層面經驗的理論總結;它或許就是中國服飾功能主義原初的保護理論。服裝的保護功能在這里成為潛在而重要的元素得到了充分強調。在人類文明的初萌階段,如此重要的理論創造與服飾文化的奠基,值得敬重。
其二是針對病情穿衣。如肝脾肺腎病理不一,癥狀不一,穿衣便有針對性地選擇:《索問·臟氣法時論篇》云:“病在肝……禁當風。病在心……禁溫食熱衣。病在脾……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病在肺……禁寒飲食寒衣。病在腎……禁犯:啐(火矣)熱食溫灸衣。”可見病情不同,著裝當敏銳地隨之而變,如心病不宜穿衣太暖,肝病衣宜擋風,脾病不可濕衣等。《遵生八箋》亦云:“腎病,無犯熱食,無著暖衣。”形寒飲冷則傷肺,故咳者要溫衣。再從病癥特質來說,無論寒癥熱癥或宜汗出而解者,亦有著裝層面的對策:如患寒癥,宜溫衣;如患熱癥,宜寒衣;再如宜汗出而解者,便應厚衣令汗出,《靈樞·癰疽》曰:“則強飲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等等。
如果說依四季穿衣或近乎生理本能可訴諸平常感覺,天寒加衣,酷暑減衣,似乎每個人通過直覺判斷可進入著裝實踐層面,而這里卻迥然不同。衣著的加減改變卻需要極具穿透力的醫學目光,服飾對人體保護的觀念與意識則是進入了更深層面,甚至成為保護肌體、治療疾病的有效手段。直到今日,大量的醫學實踐證明這些觀念仍未過時,有著現實的效應與功能。筆者幼年傷風需發汗時,家母便令喝綠豆、穿棉衣或裹厚被以發汗來解除。當年,我對這一偏方的神奇頗感興趣。后來才知,這在《黃帝內經》中就有明確表述。
其三是淡泊著裝觀念。《索問·上古天真論篇》云:“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樸。”這里所敘述的句式和思想都與老子服飾學說可以互證。這里孰源孰流還可探究,歷史上黃老并稱,從服飾文化層面上看,自有其內在因素。類似的表述還有《索問·上古天真論篇》:“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于世,被服章,舉不欲觀于俗,外不勞形予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不用更多舉例,如果說依四季著衣屬于平常感覺,可以判斷的話,那么,依疾病著衣就應有專業的穿透性目光;而樸素著衣則是哲人的胸懷和智者的心態了。它強力校正服飾行為與觀念中的種種異化傾向,自主自在自由,達到著裝的理想心態與養生的最佳效果。
我們知道,《黃帝內經》簡稱《內經》,經司馬光懷疑,后世或認為是托名黃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區、伯高等論醫之書。《黃帝內經》的著作時代,至今尚無定論。但一般認為,其主要內容是反映戰國時期醫學理論水平的,基本定稿時期應不晚于戰國時期。但是,須知在歷史傳承鏈上,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它仍是以黃帝的形象來立論的,而歷代的接受者往往都認同這一話語。何況有不少學者更確信它成書于黃帝時代,就是黃帝和岐伯等人的問答。持這種看法的有:東漢張仲景、晉朝皇甫謐、梁朝全元起、唐朝王冰、北宋林億、南宋史崧,明朝張介賓等人。所以說,在文化傳播的意義上,《黃帝內經》中的服飾養生論,正是以黃帝崇高的形象而傳布天下、影響后世的,特別是影響到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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