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馬街商業歷史的分析

     從五馬街的歷史中我們不難發現五馬街對整個溫州經濟的重要性。又是什么讓其有了今天的地位？這與其自身的特點不無關系。以下便是我們總結出的五馬街商業特點及形成原因 　　(一)五馬街作為市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未曾撼動過 　　晉代建市始規定的南市——城市南邊作為集市，正是五馬街區所處位置。五四后，五馬街便成為市商業中心。今天它處市中心與商業中心雙重地位。今后“隨著城市東移，五馬街又將在其第二期與第三期改建中，逐步發展成為連府前、人民路、公園路及解放路為一體的商業中心區。”商業街發展的好壞體現了一個城市市場經濟發展的好壞。 　　為什么溫州市場經濟的生命力如此之強呢？這與溫州歷史狀況不無關系。溫州客觀上人多地少的矛盾由來已久(注釋：《史書》記敘說：“溫居涂泥之鹵，土薄難植，民勤于力而以力勝。”)，因此，兼營副業或脫離土地從事非農行業有較早傳統。 　　(二)五馬街民營企業支起半邊天 　　其實走過五馬街的人都會發覺實情較這論斷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從來，民族資本家對五馬街發展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今天，縱觀這大大小小的130多家店鋪，唱主角的還是本地大品牌。鄭秀康(康奈)、王振滔(奧康)、周成建(美特斯邦威)等知名企業家都在五馬街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而溫州從不缺乏商業人才。宋朝時的機戶，這種一家一戶的家庭作坊正是今天民營企業的原形。而早期代表人物許漱玉、楊直軟、楊亞裕(五味和)、金昌緒(金三益)、李蔚(老香山)都為五馬街繁榮作出過重要貢獻。 　　關于民企，其實人們已討論多時了。究竟姓公還是姓資？這一問題一直困繞著我們，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才作了結。為何民營企業對五馬街作用如此之大呢？可發現溫州地處海防前哨，長期以來國家給予經濟建設資金缺乏，這使得溫州無力發展大企業集群，因此民營企業發展的好壞就對市場經濟發展的好壞起決定作用。 　　(三)五馬街商業行為集中體現了永嘉學派的理事哲學 　　宋朝，五馬街出現了全國最早的個體工商戶：機戶。清末年間它最早用電；民國時又最早裝上電話。30年代它有了全市第一家意大利餐館；32年落戶的中央大戲院是當時最具都市戲院氣派的建銷；33年開辦的云博高場是當時最負盛名，最大的商店。這諸多的“第一”與“最”體現了一種超前精神。而在文革時期，全國上下商業百馬齊喑，五馬街卻還有市場經濟運作，溫州成了當時唯一敢搞市場經濟的地方。也難怪江青說：“要看資本主義，到溫州去。”這其實體現了經世致用的處事哲學，即“知之則必用，用之則必盡。”永嘉學派的精髓正是“反對空談理性，講究實效，無論遇到什么事情，總以商人的眼先進行價值判斷和取向，追求效益最大化原則。”即無論做什么都本著自己的商業利益，取利避敝，要求有一種超前意識。永嘉學派是溫州經濟思想根源之一，而五馬街正是秉承這一思想。 　　(四)五馬街商品檔次及質量都還偏低，內容單一 　　五馬街現有店鋪130多家，涉及行業絕大多數是鞋服，且以休閑服居多，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銷量及店面價格決定的，但也反映了五馬街商品結構和行業的不合理性，企業管理的不規范性。五馬街是從無序中發展起來的，長期處于艱難境地的溫州企業家，不免會犯“重利輕義”的錯誤。因而才會出現80年代的“假貨風潮”，一度使溫州經濟信譽掃地。 　　這一現狀得以解釋后，須引起注意的是，不僅五馬街，全市企業、市場經濟都有此缺陷。 　　(五)外商企業不足 　　五馬街有幾家外商企業？必勝客，奴之熊等，真是寥寥無幾。而溫州向來是發展民營的腿長，引進外資的腿短。這不僅不利于提高五馬街商業檔次與質量，也使廣大民企缺少了學習先進企業管理制度的機會。這很大程度取決于溫州歷來落后的交通條件，正是這個硬傷使溫州錯過了第一次開放的機遇。 　　(六)五馬街處于步行街的特殊地位 　　1984年市政府把五馬街定為步行街，初衷是為了方便廣大群眾，的確有所成效，然而也對有車族購物造成不便。 　　(七)五馬街綠化及治安都還不夠，休閑文化意味比較淡 　　這些缺點是一目了然的，雖然政府特地在五馬街安排了兩個廣場，但人無法滿足人們需求。餐飲娛樂業的缺少，也使五馬街吸引力大打折扣。 　　綠化治安與休閑文化意味體現了一個城市商業街的品味與品質。與其它城市商業街相較時，五馬街這一弱勢便更突出了。 　　溫州經濟的特點即重商、重民營經濟。它的不足同樣也包括市場與企業制度的不規范，引進外資不足等。究竟要采取先樣的措施才能彌補這些不足呢？溫州經濟這個命題太大了，于是我們也就從五馬街著手，相信這些措施對溫州經濟體制改革也會有借鑒作用。 　　(一)商品與行業結構需隨市場發展而發展 　　五馬街需要更新、更完善的行業，而各落戶企業需要更新更高質量的產品，這樣才不會失去市場競爭力。百貨商店可適當增加，休閑服店可減少，國際知名品牌可適當增加，餐飲娛樂、休閑場所要增加。”這樣才會接近其原先的商貿、休閑、文化、旅游于一體的定位方向。當然可喜的是這一方面正在改善之中。2003年2月落戶的“雪凡妮”，為五馬街導入了一種全新的經營模式——行業連鎖、西餐咖啡加女式服裝二合為一。 　　(二)企業制度的創新與提高 　　民營企業作為五馬街的主角，應該擁有更廣闊的商業前景，然而消費者不難發現其實我們從中購買的商品品種，質量還有欠，價格卻偏高。這和一個企業的管理制度密切相關。企業應調節內部結構，優化組合，引進高新技術，提高產品生產率與質量，這樣才是良性循環。入世后民企將面臨更大挑戰，特別是對于一些知名品牌，只有創新與提高企業制度才更有利于保持自己的活力，進一步增強與其他商家的競爭力。 　　(三)增加外資企業，增強商業街的整體品質 　　好的外商的登陸可以打響商業街的知名度，并且與好的外資企業合作也不單是資金問題，更有利用價值的是隨之而來的國際先進管理技術和管理經驗。溫州民營企業是從無須的起步的，更需要這種經驗的借鑒。近年來，政府加大交通方面的基礎性建設，加之部分企業家的大力支持，交通發展迅速。入世又為我們同外商合作提供了機遇。能否把握，便成成敗關鍵。     五馬街商業歷史發展階段 　　五馬街的商業歷程可分為以下五個階段：雛形(晉—清末民初)，緩慢發展(1919—1937)，低潮(1937—1949)，復蘇(1949—1978)，及高速發展(1978—) 　　雛形 　　晉代，我國著名訓古學家郭璞根據倚江、負山、通水和東畝、南市、西居、北埠的原則選址規劃營建了溫州古城——其中南市就是現今我市最具悠久商業文化傳統的五馬街區，是古城區內商業文化集結最為濃厚的地域。五街區，因東晉王羲之得名為五馬坊。(注釋：見《溫州府志》：“王羲之山陽人，為永嘉太守，出乘五馬，老幼仰慕，立為五馬坊。”)明朝時改名為五馬街分五馬直街與橫街，橫街東起解放南路，西至蟬街(如圖)，清朝時為方便通行改為泥石路面，并簡稱五馬街。 　　由于溫州歷史上是個手工業城市，五馬街也進行小商品貿易。特別是宋代，這兒還出現了機戶(注釋：機戶：是宋代紡織業中的小型作坊或機織家庭的專稱。她們以家庭為單位，生產并出賣紡織品。) ——全國最早的個體工商戶，呈現一片昌盛景象。 　　清末民初，溫州百貨業主要集中在五馬街、南北大街一帶，有的商店已有一定規模。經營品種有洋面盆、熱水瓶、膠鞋、力士鞋、洋傘、洋皂、胭脂、牙膏(粉)等。一些較著名的店鋪也開始在五馬街登陸，如金三益綢布店，建于清咸豐九年(公無1859年)，老香山中藥店，建于清同治年間(公元1862年～1874年)；五味和副食品商場，建于清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五馬街的寧臺旅館是溫州最早用電的地方，其于1914年三月初一開張，開張之日從門口至室內臨時裝設電燈200盞。但此時商業情況是時興時衰。 　　緩慢發展 　　五四后，溫州民族資產階級興起，隨著溫州工商業的短暫發展，五馬街已成為溫州商業最為繁華的街區，溫州地方土紳楊雨農從上海歸來后即邀集徐之剛(四明銀行)，楊直欽(五味和)等人士發起創辦電話，成立了“東甌電話公司”，五味和商店是全市最先報裝電話的客戶，當時手搖式的電話招徠了許多好奇溫州人，但那時上海，寧波早已有電話與外間相通了。 　　1931年，五馬街被修為石板路面，修建被燒平房。之后，第一家意大利餐館在五馬街開張，后改名為華大利餐館。1932年，中央大戲院在五馬街落戶，成為當時最具都市戲院氣派的建筑。1933年，溫州首富許漱玉開辦了云章博甌萬物聯合大市場，即云博商場(現為溫州第一百貨公司)。其規模之大，在溫、臺、處商界中首屈一指。同年，溫州中國國貨公司(現今為中百商場)也在五馬街開業了。五馬街云博百貨商場和溫州中國國貨公司，都具有綜合性經營特點，帶有現代商場色彩。1934年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五馬街改稱為“中山路”，并由原來的6米拓寬至12米。 　　溫州經濟進入緩慢發展時期。 　　低潮 　　1937年，抗戰爆發。初期，中國海大部分港口相繼淪陷，溫州是東南沿海唯一沒有淪陷的港口，于是內地客商云集，市區大小商店達3500多家，百貨批發號20余家。五馬街也興盛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