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離巴塞羅那中國城　全球化時代海外華商思生存

    近日，隨著大量華商的撤離，曾有西班牙巴塞羅那“中國城”之稱的Eixample區漸漸恢復了往日的冷清，同時也陷入了日漸凋敝的境地。華商在西班牙該地區的悲歌奏響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全球化時代，海外華商生存規則何去何從？ 　　巴塞羅那新政使華商舉步維艱 　　近日，巴塞羅那政府頒布法令，在Eixample地區不再允許開設新的中國人批發店。根據該法令，只有那些在這個地區數目很少的商店，例如理發店、肉店等等，才有可能獲得政府的批準開新店。除此之外，政府還在這個地區實施了嚴格的裝卸貨制度以及垃圾堆放制度。重重的障礙，使得原來在這里叱咤風云的華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一切生意的開展都步履維艱。 　　巴塞羅那政府的此項法令已經醞釀有些時日，曾有報道稱，此前該地區正在形成新的唐人街，光是華人商店就開了600多家，原來的面包店、肉店、鮮花店、小酒館等方便當地居民生活的店鋪漸漸被中國人買走，成了一間連一間的服裝批發店，徹底破壞了以前安靜整潔的生活環境。這引起了很多西班牙人的反感，隨后，該地區居民自發成立了一個以“趕走中國商店”為目標的民間組織，該組織的負責人表示，他們希望政府能夠將這項限令繼續下去，這樣當地的居民就可以重新擁有一個干凈、整潔的居住環境。 　　民間的聲音引起了巴塞羅那政府的重視，于是法令便應運而生。如今，已經有10%以上的華商搬離該地區，其他很多中國店鋪如今都關上了大門。而門口貼著“出賣”或者“招租”牌子的店鋪，更是隨處可見。 　　華商撤離帶來的后果是政府的稅收大打折扣，同時那些擁有臨街店面的房東，原本可以從中國人手里得到豐厚的租金回報，但由于華商已經對這個地區徹底絕望，如何找到承接商，重新獲得高額租金正成為他們頭痛的問題。此外，中國人撤離之后，當地的房價也出現回落，生活也帶來了諸多不便。 　　“華商的撤離對當地經濟、生活產生了不小的沖擊，一定程度上是一個雙輸的結果。”當地一位政府官員表示。 　　的確，但如果當地華商能夠早日改變海外生存的部分潛規則，現在就不會有這樣的一種結果。 　　海外華商生存潛規則 　　無疑，絕大部分的海外華商都是以中國人特有的堅毅和智慧守法經營，勤勞致富的，不但給國內贏得不少的外匯，同時也給當地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便利和促進作用。但是，業內專家透露，也有小部分的華商沿襲了在國內的不良做法，給海外華商的名望蒙上了陰影。 　　一是低價占領市場。此前，在西班牙東部小城埃爾切的中國鞋城，一輛載有溫州鞋集裝箱的卡車和一個溫州鞋商的倉庫遭到約400名不明身份的西班牙人的燒毀，造成約800萬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事后六天，當地又爆發了一輪針對中國商人的示威游行。 　　之所以會爆發針對中國人的示威游行，是因為溫州鞋的主要優勢在于價格，給當地的鞋業造成了巨大的競爭壓力。據有關人士介紹，歐洲鞋平均價格是溫州鞋的3到8倍，可以說，價格的巨大差異是歐洲鞋的不可承受之痛，而且這個痛點在很長時間里都難以治愈。物美價廉的中國鞋的大量涌入，對埃爾切的制鞋業造成強大沖擊。一部分規模較小、技術落后的鞋廠由于缺乏競爭力紛紛倒閉。近30年來，該市制鞋工人失業率增長了30%。 　　利益的沖突是造成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消費者從低價貿易中得益，但當地鞋商的利益卻遭到損害，這其實是華商與西班牙當地商人矛盾積累和激化的產物。”復旦大學尹翔碩教授解釋說。 　　尤其是歐盟取消從中國進口部分鞋類產品的配額后，溫州鞋在歐洲獲得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但與此同時，溫州鞋與歐洲鞋的尖銳矛盾也再度升級。 　　溫州鞋僅僅是一個縮影而已，目前從中國進入國際市場攻城略地的商品，雖然為繁榮全球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在西方世界，感受到“中國制造” 沖擊波的人不少，對此由衷佩服的人卻不多。因為“中國制造”的最大優勢在于價格低廉，而這低廉的價格并非出自技術革新，主要在于其廉價勞動力和對環境的破壞。在環境保護上，英國《金融時報》曾經算過一筆賬，如果中國的工廠都按國際標準實施環保措施，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將喪失殆盡。廉價的勞動力也常常讓國外的失敗者轉而責怪中國的勞工權利保障，事實上這也正是中國制造業的一大軟肋。 　　二是不重視知識產權。中國制造的產品侵犯他國產品知識產權現象比較嚴重，以溫州的鞋和服裝為例，國外廠商經過辛苦努力設計出一個新樣式，溫州第二天就可以仿冒出來。國外的一些廠家，從產品的生產設計到品牌推廣花費的巨大的費用，往往大大超出產品本身的生產成本，而國內因為產品沒有設計師和專利費等費用的支出，所以價格也會比正品便宜，但這無疑也使真正花功夫設計的人的利益蒙受損失。 　　三是惡性競爭嚴重。中國產品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惡性競爭嚴重，不但與本國商人惡性競爭，也與當地商人惡性競爭，有時為低價競銷爭奪市場,甚至不惜虧本大搞惡性競爭。如不少商人，不以樹立品牌，長期贏利為目標，而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這個地方的市場被擠壞了，貨賣的差不多了就另找一個地方。這樣一來，產品在銷售過程中雖然省去品牌推廣的一大塊費用，但也給地方正常的商業市場造成很大的沖擊。 　　四是歷史上積累的民族矛盾以及文化差異也可能導致海外華商受不友好的待遇，突出表現在華人與當地居民的不同，比如說居住習慣、用餐習慣和談吐等等。 　　另外，由于很多華商當初是抱著“淘金夢”而出國的，他們在海外的惟一目標就是掙更多的錢，在擁有了一定經濟基礎之后，沒有考慮到“取之于民，回報于民”，而是將大把的錢投到個人享樂甚至賭場上去，自然容易引起一些當地人的注意和記恨。近年來，華人通過個人努力獲得的財富在海外都是比較引人注目，尤其是在社會發生動蕩的時候。如在委內瑞拉，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經濟衰退，治安狀況日漸惡化，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中，華人團體不可避免地成為違法犯罪現象的犧牲品。從1989年發生第一起哄搶華人商店事件開始，華人幾乎每次都會成為各種哄搶事件或動亂事件的受害者。 　　后WTO時代：華商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入世已經數年了，中國的經濟已經追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與世界各國的聯系日益緊密，企業經營也日漸國際化，資本市場全球化以及貿易自由化。我國經濟不僅在商品市場上的對外依賴性增強，而且在資金、技術、勞務等方面的聯系更加緊密，參與國際分工成為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必將有越來越多的商人走出國門，馳騁國門之外的商海。 　　這兩三年來數次發生的“封商”、“燒鞋”、“限華”等事件可以看成是經濟全球化下不同群體利益的沖突的結果。全球化一方面促進了全球的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各國貿易保護的最后樊籬，使一些國家的弱勢行業面臨生死存亡的殘酷競爭。全球化可以通過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達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目標；不過，全球化下殘酷的競爭模式也很可能對一些群體的生計產生毀滅性的沖擊，這種不平等很容易讓人產生仇恨，同時又以暴力攻擊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在西班牙埃爾切，“中國鞋”的競爭優勢(價格、質量、經營方式)打垮了很多本土企業，最后，他們中的極少數人采取暴力的方式來對抗，這就折射出當地人對全球化的一種抗爭，而華商則成了這種抗爭的犧牲品。對最近20多年來中國公民的海外風險日漸突出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海外華人研究中心所長郝時遠有著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這與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關，也是全球化本身的結果。” 　　然而全球化終究是一股誰也無法阻擋的大潮，華商惟有迎難而上，迎接挑戰，同時不斷調整，才能在此中立于不敗之地。 　　對于在海外的華商來說，轉變經營觀念，走品牌之路，提高產品的技術和文化含量是一個必經之路。華商要改變在外國人眼里中國產品低檔次的，品牌認同程度差的印象。 　　華商還要加強自身的團結，這方面，商會、行會、同鄉會、宗親會等民間社團在保護華人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擁有雄厚資金、代表工商界利益的商會起到的作用更大，如菲(律賓)華商聯總會及新(加坡)華商總會。它們設立了外聯部，專門負責與當地政府或組織溝通，維護自身利益。同時，在華人華僑內部產生矛盾時，也可以通過這些社團調解。 　　同時，專家建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國從一個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的過程之中，要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積極同當地的行業協會、商會進行溝通合作也是重要措施。 　　除此之外，中國政府在幫助海外華商迎接全球化挑戰，實現共贏結果方面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利益上，同時也體現在安全保護方面。中國政府和外交部門在處理海外華商受到侵害的相關事件中始終體現了對本國公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在交涉相關事宜、保障同胞的合法權益和妥善處理后事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同時，中國在加快與有關國家的談判爭取更多雙邊司法合作的同時，也加快了批準有關國際條約和公約的步伐，利用多邊條約中的一些司法協助條款來維護中國海外人員的安全和合法權益。 　　另外，一些華商在海外即使已經取得所在國的國籍，也一直沒有“主人翁”的意識，沒有真正融入當地社會，對政治不太關心，忽略了自己應有的政治地位。長此以往，最終結果就是華人的政治地位無法獲得提高，華人群體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很難為自己和下一代在所在國爭得發言的機會，也就難以得到所在國的足夠重視，得不到相應的安全保障。針對這種情況，專家建議，華人要積極參政，組織華人政黨爭取公民權，爭取與當地人民享受同等的權利和義務，保護華人的合法權益。這一點上，在美的猶太人就是我們很好的榜樣。 　　同時，中國商人在積極開拓海外市場的同時，要消除鋪張浪費，奢侈攀比，揮霍無度，顯耀財富的陋習，應該努力融入當地社會和文化，發揚華人勤儉節約之美德，樹立良好形象。華人要平等對待當地居民，特別是下層原住民，如身邊的工人、職員、司機和保姆等；同時虛心向當地居民學習，尊重原住民的傳統習俗和宗教信仰，開展慈善福利事業，捐款捐物救濟貧困地區，多行善事、造福一方，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