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發展”的遐想

　　以新思想著稱的博鰲亞洲論壇，今年首推中國提出的“包容性發展”的理論框架，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

　　其實，“包容性增長”是2007年由亞行首先提出，也是國際組織近年間逐漸完善的一個概念。盡管當時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經濟出現迅猛增長的事實，但不可否認的是它越來越具有廣泛性。“包容性增長”可泛指世界、國家、地區甚至具體到一個產業的發展，因為近年來快速增長的確造成了許多不協調、不均衡、不可持續等問題，倡導“包容性增長”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2002年～2007年，中國年均經濟增速高達11.65%，尤其是2004年、2005年這一輪增長比較明顯，甚至超過10%以上，2006年、2007年更是分別達到12.7%和14.2%。當時，社會各界最關注的是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過程卻出現了一些問題，中國GDP如繼續保持在兩位數以上增長，資源、環境壓力會增大，由增長本身不均衡導致的矛盾也會增多。

　　絕非危言聳聽，中國擁有的資源能源已經不能支撐經濟如此快速的增長。此外，導致不平衡的因素還有投資、出口拉動偏高，而消費的比重偏低;在產業方面重工業比重高，服務業比重偏低;經濟和社會相比較，社會領域發展相對差一些，特別是收入分配結構、收入分配狀況、城鄉差距比較大。業內人士認為，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是“包容性增長”被逐漸認同的助推器。

　　亞行當時在中國提倡“包容性增長”，較為重要的一點是：保持較快經濟增長的同時，增長也要可持續和協調，也應更多地關注社會領域發展。這種增長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應考慮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環境、資源等社會各領域的均衡發展。可以說，“包容性增長”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經濟增長與其他方面的增長應該是互相協調的。

　　站在一個產業的角度看“包容性增長”，與從國家的角度看這一問題有許多共通之處。

　　以內需為主，由粗放型增長轉為集約化發展，由產業鏈低端提升向產業鏈高端挺進，由勞動力密集型轉化為技術密集型等等。

　　“包容性增長”的落實重點在于產業發展，而產業發展必須基于國家戰略和宏觀調控。對于關系國計民生、國家安全的關鍵性產業和戰略資源型產略，必須從國家戰略的高度，運用宏觀調控手段，進行產業鏈整合，對產業發展進行全新的整體布局。特別是要正確處理三次產業之間的關系，在實現工業內部結構優化的同時，大力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型服務業，同時從資金和技術兩個方面“反哺”、促進農業的產業化和現代化，形成結構合理的三次產業結構。

　　據世界銀行預測，到2015年，我國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將上升至16.9%，與美國的差距將縮小至1.4個百分點。雖然人均相對總量還遠不及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但巨大的絕對經濟規模正逐步提升我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過去30多年，我國能輕松享受全球化分工帶來的“斯密增長”，隨著更多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力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來，我國要保留現有的分工存量將越來越困難，更談不上創造新的生產份額了。可見，我國在尚未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情況下就將擔負更多全球經濟協調發展的責任。

　　作為出口型產業的紡織行業，還須特別重視對外經濟的“包容性發展”。對此，專家認為應加強與發達國家的共贏發展、與新興市場國家的協調發展、與資源型國家的互補發展、與貧困國家的對接發展。

　　隨著國際市場仍然較強影響我國紡織品出口以及一些發達國家“再工業化”以及“擴大出口”等戰略的實施，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紡織行業要注重與發達國家的共贏發展，加強在技術層面的溝通和交流，通過擴大從發達國家的商品進口和加快形成國際技術聯盟，形成新的互利發展模式。而基于與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在發展階段和經濟特征上相類似的特征，則要求雙方加強協作，爭取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攜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發揮比較優勢，加強低碳經濟領域的合作，形成合理的國際分工模式。

　　從長期來看，全球資源短缺現象將成為常態，國內紡織行業要逐步推進與資源型國家建立資源供應的長效機制，加快“走出去”開發資源的步伐，最終形成與資源型國家的互補發展。同時，將開拓國際市場與對外投資結合起來，積極幫助貧困國家加強產業能力建設，提升其自我發展能力，以此為基礎，加快我國對這些地區的出口，在更廣闊的范圍內配置資源，形成與以非洲國家為代表的貧困國家之間的對接發展。

　　每個問題都有兩面性，“包容性增長”起初不泛強制意味，但中國在一個新十年的起點高調提出要“包容性發展”時，已經賦予了它新的內涵。就像去年為了完成“十一五”約束性節能減排目標任務，我國部分地區采取強制限電措施，雖然這些做法還有待改進并完善，但卻贏得了世界贊許的目光——看來，中國會是一個敢承諾、負責任的大國。

　　對于包容性發展，與其被動接受，不如主動改變。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