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需要怎樣的土壤?
毫不夸張地說,創新將是這個時代最大的財富,也是中國由紡織大國轉變為紡織強國最核心的創新的根源在哪里?創新究竟需要怎樣的土壤?
以美國為代表的互聯網行業近年來的創新為世人所關注。無論是Facebook、twitter還是Youtube,都稱得上是互聯網史上的革命,這些最終被國內復制成為人人網(原校內網)、開心網、微博、優酷等,連美國Groupon也被復制成國內瘋狂的團購網站。從內容到形式,這些網站幾乎完全照搬國外模式。雖然中國擁有的世界最大網民基數,讓這些復制產品快速火爆,但復制畢竟無法等同于創新,因此有人士預測,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都很難出現世界級的互聯網公司。
曾有人將美國史蒂夫·喬布斯和中國的史玉柱進行對比,認為“兩個同樣具有商業天賦且性格背景相似的創業者,最終一個變成垃圾商品的成功販賣者,而另一個則成為了世界上最具創造力的企業家。”這位人士指出,某種程度上,喬布斯是幸運的。“在美國,他的理想主義總能找到合適的欣賞者,所以他可以咬牙不向現實妥協。而在中國,必須承認,我們仍然是一個缺少知識產權保護,國家壟斷資源和與之相關的分配權,資本更青睞與權利而非與知識結合的社會。”
在筆者看來,國內人才的創新思維,可能從學校開始就缺少了能夠成長的土壤。雖然素質教育提倡了很多年,但仍然不乏應試教育的影子。事實上,學校應該培養學生擁有獨立人格的思辨過程,而不是簡單的進行知識灌輸;同時,學校的獨立品格與學術的自由應得到保障。業內一些權威教授指出,當前很多項目或課題遵循的不是學術帶頭,太多因素的摻雜使學術變得不純凈,使創新失去了萌芽的土壤。
不少人士對上海紐約大學和南方科技大學寄予厚望,認為它們是中國大學向現代大學轉變的全新嘗試。上海紐約大學于今年1月19日正式獲教育部同意籌建,選址在上海浦東陸家嘴,成為國內第一所中美合作的國際化大學。南方科技大學則是國家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驗校,承載著探索中國培養創新人才模式的重任。
制造業是所有產業的根基,但在中國由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的進程中,一些現象卻不免令人擔憂。郎咸平提出的“二元經濟”論就被很多企業家所認同。“二元經濟”論指出,當前國內一方面以房地產為主的各方面基礎建設過熱,因為資源都控制在這些方面;另一方面制造業卻過冷,因為其利潤比刀片還薄。事實上,國家已經意識到了相關問題的嚴重性,各地政府也在積極調整發展方式,比如廣東省就表示要調低經濟增速,以換取轉型的空間和時間。而各種稅收制度改革也成為制造業關注的焦點,因為只有當企業留有余利時,才有為創新支付成本的可能。
世界銀行曾在關于東亞經濟發展的報告中指出,當一個經濟體達到人均GDP 3000~10000美元的時候,其既有的發展戰略受到阻礙,以往快速發展所遺留的問題開始顯現,被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當前已經逐步邁入這一階段,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創新發展實現轉型升級。
“亞洲四小龍”是極少數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以臺灣為例,當傳統制造業逐漸失去發展動力時,一種創新思維“代工”顛覆了產業鏈既有模式。這種“代工”與純粹的生產加工有著本質區別,其包括除了頂層設計以外產業鏈所有環節的配套整合。據郎咸平分析,當時臺灣資金充足,擁有大量“解題”能力優異但創造力不足的大學生。結合這些特點,由因特爾等國際公司負責頂層設計,臺灣“代工”設計晶圓廠,逐漸形成了完善的產業鏈,臺積電、日月光、宏基等臺灣知名企業集團由此誕生了。最重要的是,在1998年到2003年期間,臺灣經濟幾乎停滯,但專利數量卻呈持續增長態勢,說明其持續擁有創新的、高科技的品質。這一事例對行業或企業的啟示在于,如果還不能一躍成為頂層設計者,引領世界產業發展,那么至少通過務實的轉型,從事僅次于頂層設計但仍然富有創新性的工作,往產業“微笑曲線”的兩端提升。
記得創新工場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Google前中國區總裁李開復曾說過,21世紀的創新與以往有著本質不同,它不再只局限于科學家的創新,其應用性更強且創新周期更短。發明+應用=價值,這是21世紀創新的核心,“范式轉移”式的綜合性創新在當今可能更為明顯。比如,Ipod本身并不是一個科學的巨大創新,但它將方便的用戶界面、電腦與小型移動設備互動等細節創新加以整合,同樣產生了巨大反響。因此,在把握業界趨勢的基礎上,把細節創新做得更深入也是一種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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