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創造品牌的艱辛過程

　　Donatella Versace

　　這位60歲的時尚設計師聲音沙啞，聽上去更像斯拉夫人而不是意大利人，開玩笑時會用上一種輕快的、假裝高貴的口音，而她說話時是經常開玩笑的。Versace正快活地吞云吐霧，一只她兒子的拉布拉多風風火火地走過來，把頭搭在她膝蓋上。她擺了擺白色皮革沙發上的一只豹紋靠枕。“他是不打算走了，”她一邊說，一邊盯著狗的眼睛，使勁揉搓著他的脖子。“他就待在這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們正坐在她米蘭的辦公室里，這里明亮、光鮮，跟Roman Abramovich的游艇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和用她的家族姓氏命名的時裝品牌一樣，Versace的生活空間也時常能證明，即便俗氣的東西，通過華麗的制作水準也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在這個以瞬息萬變著稱的行業里，她的品牌基本上一直未變初衷。Versace是創傷——一次分手，或一次懷孕——之后重出江湖的神器。它時常會喚起一種基于炫耀的、明目張膽的性吸引：蓬松的頭發、金屬質感的迷你裙、動物圖案的配飾。這些都是一位父親聽到“時尚”這個詞時會想到的東西。

　　盡管有花哨的圖案和極短的裙擺，Versace的服飾本身是扎實而精致的，一望即知的高品質，讓人覺得3000美元買一條裙子其實是公道價。它們還有著意想不到的安慰作用。“試裝的時候我總是喜歡問姑娘們怎么看，”Versace說，“我問她們，‘這個穿在身上你覺得自在嗎?你喜歡自己嗎?，我們是女人——我知道她們是模特——但我們都是女人。”她的解釋我覺得有道理。在我穿著Versace的幾次經歷中，我會感覺到一種別的品牌給不了我的“裝扮”感。可能聽起來覺得奇怪，但是這些衣服會給我一種身體上的安全。創造它們的那個人，總是喋喋不休地說自己的孩子，請加班的員工吃大餐的事跡也很出名，而衣服也是這樣，看上去張牙舞爪，內里卻有種寬宏。“我們清楚自己的缺點，”她說，“男性設計師為完美女性做設計;女性設計師為真實女性做設計。”

　　我是在去年12月中旬跟Versace見面的，那時的米蘭市中心有一種濃烈甚至咄咄逼人的奢華。隱藏式的市政揚聲器播著圣誕歌，街上裝點了細碎的白色小燈，隨處可見穿著皮毛里子大衣、稍稍打過一點肉毒素的人們。櫥窗里堆滿了圣誕裝飾，跟杏仁蛋糕和閃閃發光的皮靴擺在一起。Versace公司的總部大樓，就坐落在這一派繁花似錦的景色里。這個品牌是Gianni Versace在1978年創辦的;他在1997年遇害后，最小的妹妹Donatella接管了它。她每周在這里要待50個小時以上，一年設計10個系列，照看10億美元的家業。

　　1988年，Gianni和Donatella在一起，9年后他去世了。

　　“我在人生中經歷了幾次重新開始。Gianni死后我接管了公司，然后我犯了很多錯。”這里她指的是那段麻煩頻頻的時期，包括染上毒癮，以及一個反響很差的色彩粉嫩的時裝系列。“然后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她說，“但找到了自己的路之后呢?還是不夠。”Versace的神態讓人相信，她最糟糕的時候已經過去，此刻她的手上轉著一支電子香煙。這動作給人一種錯覺，好像她馬上就要跑到附近的陽臺去。但是Versace依然坐著，嘆了口氣。“為了等到那個蛻變的瞬間，可是花了不少時間。”

　　“蛻變”經她的口音變成了“兌賓”——指的就是去年9月在米蘭展示的Versace 2016春夏系列。除了一片叫好聲，這個系列還惹得前排嘉賓落下激賞的淚水。其中包括了略顯軍裝風格的束腰夾克和迷你短褲;扣子解開的迷彩套裝;運動風的小巧連衣裙——全都搭配了背包和膠底松糕鞋。過去幾季的那種難以接近的純然性感，全都緩和了起來——不多不少，剛好讓人能夠想象在伊維薩島以外的地方(也就是那個充斥著電話會議、通勤、接孩子放學的俗世)去穿著它們。當她上臺致謝時，觀眾發現Versace那一頭齊腰的鉑金色長發已經剪到及肩。“我認為日裝比晚裝更重要，”她解釋說，“因為白天大多數時候都在穿‘正常’的衣服，而不是長長的晚禮服!”

　　Versace把這種看法表達得仿佛驚天大發現一般，不過對那些聞名世界的歐洲富豪來說，可能還真是這么回事。她拽了拽身上那件柿色上裝，讓Versace的美杜莎標識回到自己的胸部中央。“我跳出了自己的舒適區，其實我不知道這場秀能不能成功。我惶恐是因為這個改變對我來說實在太大了。”

　　這是一次跟所有人背道而馳的蛻變。至少過去五年來，似乎這是第一次有別的設計師打算轉向Versace的火辣風情——這是品牌已經打磨了數十載的風格。籠罩整個行業的清一色極簡風一去不復返，鏤花皮鞋和駝毛外套不見了;睫毛加長了，本色嘴唇突然變成了大紅。在Givenchy，Riccardo Tisci讓姑娘們穿著暴露的內衣和飄逸的睡袍走上伸展臺;Marc Jacobs的系列受到了“秀展女郎”的啟發;Paco Rabanne大量使用了鎖鏈和盔甲元素。Versace本人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她似乎認為這既不是一種贊譽，也談不上侮辱。

　　對她來說，無論是新近出現的性感設計潮流，還是自己作品得到的熱烈贊譽，都不及模特們的表現更讓她激動。“姑娘們又開始相互競爭了!”她幾乎是尖叫著說。“真的，你看得出來。上一次看到這樣的競爭，都是上世紀90年代的事了!Naomi的時候!那蹬步。”追問之下，Versace承認她的確做了點煽風點火的工作。“我希望她們拿出自己的個性，”她說，“像在街上那樣走。在街上你不會這樣。”——這時她模仿了一個夸張的擺胯動作——“我不明白你們為什么要走成這樣給我看!”

　　“這場秀是給女人看的。”Versace說。后來她又說：“不管你往哪兒看——書、電影、新聞——都能看到女性還沒有得到足夠的權力。我們得到的報酬比男人少，美國還沒有出過女總統，”此時她歪著頭揚起了眉毛，用對Hillary Clinton姿態的模仿表示了對她的欣賞，“我們還沒有人們想的那樣充滿權力。”

　　作為Gianni Versace SpA的藝術總監和副總裁，有報道稱Versace在公司持股20%;她的哥哥Santo持有30%;剩下一半屬于她的女兒、29歲的Allegra——這些都是Gianni在遺囑中明確的。Versace身上散發出的成功和興奮的感覺，和公司目前的財務狀況是相符的。2014年，Blackstone集團用2.1億歐元買下了公司20%的股份，同一年，公司新開了40家門店。2015年又開了30家，并計劃全面翻新其紐約第五大道旗艦店，倫敦的大型專賣店也將遷址。巴西很快會開設兩家新店，韓國和馬尼拉的新店也在籌備中(Versace在有賭場的地方生意格外興隆，而亞洲的賭場數量正與日俱增)。公司目前正在準備IPO，2014年凈利潤上升了27%，預計2015年能增長17%。首席執行官Gian Giacomo Ferraris預計，公司到2017年營收可達8.74億歐元。

　　2016春夏成衣秀，Donatella為Gigi Hadid試衣

　　今天這樣的成功，在十年前是難以預見到的。自1997年接掌公司以來，Versace全面更換了管理層，讓公司業績取得了兩位數的增長。然而，已故兄長那和藹的靈魂依然縈繞在公司和它的領導人四周。不知道是因為Gianni的慘死，還是因為在上世紀中期的卡拉布里亞長大的關系，Versace有一種驚人的語言風格，其間又頻頻加入暴力的玩笑話。僅僅在半個小時里，她就承認自己“要殺”兩個人，一個是Prince——因為他開了個免費演唱會，自己卻去不了——還有Bruce Weber，因為他在拍大片的時候騎著一輛全地形車。她“恨”自己已經抽了三年的電子煙，以及Gigi Hadid的美貌。

　　Versace一個星期下來大多數時間待在辦公室，但作為一個有如此顯赫的姓氏和為人熟知的面孔的人，她卻過著一種私密甚至平靜的生活，這一點同樣令人驚訝。上班前她會鍛煉，吃早餐，讓專業人員給她做頭發、化妝;她一般要到深夜才離開公司，回家吃晚飯、洗個澡。她稱Elton John和Rupert Everett為至交密友，不過，雖然朋友滿天下，她的多數友誼卻是靠電話維持的。幾十年來Versace家族一直在科莫湖的一座莊園度假，那是Gianni在上世紀70年代末買下的，但有報道說已經賣給了一個俄羅斯餐館業主。如今Versace會跟兩個孩子旅行。在我們見面幾天后，他們就會去圣莫里茲。“噢，你還滑雪?”我問。“不滑，”Versace笑道，“但我有漂亮的衣服。”

　　我們的談話漸漸離開了一開始的工作和時尚，變成她在興奮地概述自己當前的興趣所在：Bernie Sanders(“我愛他，他太逗了”)，《嘻哈帝國》(“我喜歡Cookie，我想變成她。她很壞，也很強悍”)。這時Versace自己的小杰克羅素犬Audrey跑進辦公室。我問她Audrey多大了。“8歲，”Versace答道，“但你能寫她6歲嗎?”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我去參觀了埃瑪努埃萊二世拱廊街，這座華美的雙拱廊建筑是世界上最早的購物中心之一，Versace是其最近的一次翻建工程的主要出資方。而后我回到了公司總部，那里有一個20人的團隊正在進行新的Atelier Versace高級定制系列的試裝。整個氛圍完全在Versace的掌握中，有種學院氣息，甚至可以說是溫暖舒適。她的設計過程是合作性的，話很多，每個人都能感到自己的發言會得到傾聽。

　　一個十幾歲的模特一聲不吭站在一個窄長的房間里，耐心地望向前方的空間，呼吸很淺。設計師們圍著她，用意大利語低聲交談，拉拽著一條薄面料的白色裙裝。除非在危急關頭，很少見到這么多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成年人緊密聚集在一起。當然，整個試裝過程快得猶如急救搶險。

　　這條裙子是用紙和平紋細布制成的，不太結實，不過，這款設計之后會用藍色珠片絲綢重新制作，大面積的該面料此刻平鋪在一張體量類似“最后的晚餐”的桌子上，像魚皮一般閃閃發光。Versace圍著模特轉了一圈，對女裁縫師說她想把褶邊往下放一英寸。幾個人點頭表示同意，女孩隨即被要求走到房間另一頭拍照存檔，迅速換上下一身衣服。Versace坐了下來，到一個銀色小茶盤上拿起一只裝著冰水的回紋玻璃杯。她的勞力士腕表像魚竿鉛墜一樣掛在纖細的手腕上，跟水晶叮叮當當地碰撞著。她叼起一根粉色塑料管開始喝水。

　　模特很快就回來了，穿了另一條樣裙，這一次上面有一些對稱的洞。Versace向裁縫師提出把腰部的一片即將鑲上珠子的網眼飾片往下移一些。裁縫師說這在結構上是行不通的。在Versace的再三懇求下，兩人很快達成妥協。“她答應了!”Versace興奮地喊著，但并沒有對著具體某個人。

　　模特繼續著“走—拍照—換裝”的套路。后面的一條裙子，Versace要求加長裙裾;再后面一條需要把露出的白色胸罩換成藍色。第三條裙子——使用閃亮的黑色面料，有一條直到大腿的開衩——她要求把身上的鏤空和珠飾去掉(“好的!性感!但是稍微少點……”)裁縫師沒有反抗，但是解釋說，如果沒有珠飾，這條裙子需要用更重的面料，才能有正確的垂墜。Versace立刻就表示了同意，透露出她機智地預見到了自己制造的這個問題。“沒問題的，”她說，“我們就多加些珠寶好了!”接著Versace否決了一條裙子的袖子，急切地親手去剪了下來(“去掉!”“好了!”)，然后她調整了開衩，嘴上說道：“對女人來說，膝蓋遮住一半是很糟的。”在整個過程里，她一直在笑——大家也都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