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莎翁榮弟：希望銀行以后要承擔社會責任

　　“我們的銀行，好的時候拼命貸給你;一不好的時候，拼命的收貸。真的，我希望銀行以后要承擔社會責任。”

　　記者：我想很多人會問你，你對現在這種經濟情況怎么看?

　　翁榮弟：我們也預計到中國經濟會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波及，但是大家都沒想到會有這么厲害。不過從目前的危機情況來講，特別是對民營企業而言，我們覺得是一次鍛煉，對我們國家也是一種考驗。

　　當然，從目前的金融環境來講，我們國家也出臺了很多扶持措施，比如利率調整、加大信貸力度，乃至很明確的振興紡織工業計劃，對企業來講，這是很鼓舞人心的。不過總的來講，這些措施要落實到位，還需要一段時間。

　　對目前經濟的走勢，銀行也會有一個判斷。因為最終要靠銀行來放貸，所以銀行對企業的判斷、對行業的判斷會起到關鍵作用。顯然，對民營企業，目前來講，多元化投資的、主業不清的，都會受到這一輪經濟不景氣的很大影響。而主業發達、品牌意識好、自主創新能力強、資源管理能力好、市場占有率高的企業，影響應該還是不大，還可能是一次機遇。

　　不過銀行對整個經濟走勢的判斷和銀行的態度還是很關鍵。因為銀行的職能是輸血啊。如果銀行對企業的看法不樂觀，銀行不支持的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記者：你在義烏看到的情況是怎樣的?

　　翁榮弟：義烏的企業，我看到的還是滿不錯的。平時我同他們也會有交流。義烏的企業基本上都是從貿易轉向生產，那么他們對市場的敏感度一定很強。像我們的產品線，有時一天要改三次。義烏的一些大的企業，他們也已經有了市場的決定權和發言權。

　　另外，這些企業老板都很敬業。這也很關鍵。自己的工廠都是一點一滴做起來的，他當然會很呵護。這些公司前店后廠，老板白天接待客戶，晚上還要看機器、看工廠、看管理情況。在敬業精神上，義烏這批企業家是不錯的。

　　義烏政府的敏感度也很強。一些金融扶持措施都已經出來了。市政府領導也到杭州，跟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溝通。不管怎么樣，政府都在積極推動銀行和企業的關系。我們稱之為，銀行政府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我們也確實感覺到政府很急，要保GDP增長，要保稅收增長。

　　記者：對你而言，什么時候感覺到外部的環境在惡化?

　　翁榮弟：實際上是這樣，從2003年非典開始，企業就開始難受。非典的時候整月整月不生產，但是義烏的企業還是把工人都留在工廠。我們當時的三千多名制造工人，都留在工廠。再到后來，缺水缺電。然后是水電費用上漲。再然后是員工工資上漲，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下降 ……

　　你想想，制造業總共的利潤才有多少。一直以來，企業都很難。后面又開始宏觀調控。

　　2008年，我們真的像是在過冬一樣。雪災，我們的貨物運不出去;汶川大地震，不用講，大家都要盡社會責任，包括市場也受到影響;奧運應該說是好事情，但是客戶的簽證受到影響;一到九月份，金融危機就出來了。之前，銀行利息上升也比較快。

　　應該來講企業利潤不高，應該說是很微利很微利。所以困難不是說一天兩天的事情，長期以來我們就要考慮很多問題。當然，我們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都非常重視企業。{page_break}

　　記者：從什么時候開始進入一個艱難的時期?

　　翁榮弟：那當然是隨后越來越艱難。從2008年9月份，銀行開始收貸、惜貸。一看到浙江一些企業有問題，銀行就開始收緊錢袋。

　　我們是這個看法，很多人往往是戰線拉得太長、發展得太快，主業偏離了，乃至進入一些基礎建設項目。這些項目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能夠完成的。比如基礎設施項目，從征用土地開始，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可能你這個項目還沒開始，銀行貸款就已經到期了。

　　記者：具體呢?

　　翁榮弟：你去調查一下，很多企業是怎么死掉的。有些往往都是因為銀行惜貸。好的時候拼命貸給你，不好的時候，馬上就要收貸。一家銀行一開始，第二家馬上就跟上來。這樣的話，肯定會被搞死掉。這樣的例子你應該看到的比我更多。

　　所以我要說，銀行以后要更多的承擔社會責任，要真正為企業雪中送炭。有些銀行以為，我現在這個錢，收回來就好。它沒有考慮到，后面的錢收不收得回來，其他銀行的錢收不收得回來。最后吃虧的還是國家。它以為自己的幾百萬貸款收回來就沒事了，但是這個企業每年光稅收就幾千萬。我有一次就問一個金融系統的人，我說是一千萬多還是五百萬多。一千萬是每年可以收一千萬，五百萬是你自己一次性的五百萬。是不是?

　　第二點，我們希望金融方面要有些創新。比如在企業債券和其他的社會融資方面。當然現在稍微好一點，小額貸款公司搞起來了，能夠讓一些真正需要資金的企業搞到一些資金。

　　現在來講，我的感覺是我們地方政府對銀行也束手無策。所有協調機制作用都不大。

　　記者：銀行與政府本就是兩套系統。

　　翁榮弟：是。我不知道在體制方面應該怎樣理順。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銀行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并不是說你可以過河拆橋、落井下石。從這次金融風波以來，就看出了一些問題。

　　記者：義烏公司上市的特別少。

　　翁榮弟：我們是義烏民營企業里面第一家上市的。義烏本地的公司盤子還不夠大，都是輕工產品。每家公司的考慮也不同。像我們，品牌做了十幾年，資本市場也籌辦了十幾年。我現在是小額貸款的主發起人。我們不是光看到現在的小額貸款，而是未來五年、十年的戰略發展需要。

　　記者：你是想做金融嗎?

　　翁榮弟：應該都有這個想法。我本身現在是金華商業銀行的董事。我想我們自己未來能夠在金融方面有更多收獲。比如有一家銀行。如果我們自己搞起來，肯定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記者：你從什么時候開始關心資本的?

　　翁榮弟：我們從1998年就開始了。那時候是想IPO上市，后來選擇了借殼。進入資本市場也不是全為了企業家自己，它會對企業的品牌、影響力、產品線的延伸、治理結構等產生好的影響。

　　要做好主業，還要克制

　　“這次對民營企業是最好的考驗。尤其警告你不要亂投資，不要這山望著那山高。投資股市的，包括追逐所謂高利潤行業的，現在可能都得到了教訓。”{page_break}

　　記者：我看浪莎的歷史，發現你們一直都很克制。

　　翁榮弟：我們也做過房地產。那是2003年，不過從2004年4月開始，我們就退出了。當時國家也提出了宏觀調控。我們做出的判斷是，這個行業應該是高風險行業。我們后來就再沒有進入。現在回顧起來，或者說2008年9月份回顧起來，我們很幸運。當然，我們去做，肯定也會用自己的資金，而不是用民間的資金。那樣風險太大了。

　　記者：如果像下棋一樣，可以悔棋的話，你們還會這樣做嗎，畢竟會存在巨大的利潤的誘惑。

　　翁榮弟：不要去管什么悔棋不悔棋，不存在這種選擇。應該說我們一直都很明確，不管做什么外向性投資，我們的主業都不會變。品牌的建立、主業的拓展、自主創新、技術改造、引進國外人才，我們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我們一直這樣認為，一定要做穩，沒有必要去做有風險的事情。

　　現在大家開始說我們精明，以前人家都說我們傻——自主品牌做得那么好，你們不做房地產;民間借貸那么厲害，你們老執著于自己的資金。

　　記者：什么時候認識到品牌的重要性?

　　翁榮弟：實事求是講，創辦浪莎之前，我們的品牌意識就很強。

　　記者：這種意識從哪兒來的?

　　翁榮弟：主要來自對國外品牌及其運作的考察，包括可口可樂的，包括寶潔公司。當時吳儀副總理到我們公司考察時說，從產品數量到產品質量，再到品牌運作，中國企業才有前途。中國要從創匯轉變成創品牌，能夠形成幾百個幾千個自己的世界級品牌，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是可持續的。現在依靠低成本的勞動力，簡單去幫人家加工，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在1993年注冊商標，因為當時的信息技術還沒那么發達，我們跑到北京把42個大類全都注冊了。然后我們又開始在中央電視臺做廣告，從1996年、1997年就開始。說句難聽點的，我的利潤幾乎全都投到品牌塑造上面去了。

　　記者：這種品牌意識在義烏的公司里似乎是非常少的。

　　翁榮弟：這個講一講很容易，做起來很難。畢竟拿出去的都是現金。

　　你們媒體應該對企業的發展多做一些呼吁。只有企業發展，才能解決就業，解決了就業，社會才和諧，才穩定。而且，全球來看，企業的競爭其實就是國家的競爭。我是這個看法。

　　記者：浪莎海外市場受到的沖擊明顯嗎?

　　翁榮弟：浪莎的海外、國內市場基本是四六開。

　　海外市場我們還可以。一是多年來的自主創新能力。二是產品質量和公司的穩定性，采購方也在看中國公司，它們也在看哪家公司不行了。

　　我們的出口，一是浪莎自己的品牌出口，另外是對方品牌的采購，不過我們采購方品牌相對也比較高端。這些品牌我可以跟它談判，確實人民幣升值了，確實出口退稅政策改變了。我可以以正當的理由跟它談判。所以幾年下來，出口規模反而是上升的。我們對客戶很坦誠，成本可以算給他們看。

　　像以前的沃爾瑪事件，我們不是針對沃爾瑪，我們是針對全球的采購商。首先低于成本肯定不能做;然后我們肯定要做高附加值的產品。

　　記者：沃爾瑪事件是不是也算一個轉折點，向高附加值延伸?

　　翁榮弟：那肯定。中國五年以前都不穿尼龍襪了。你拿過來訂單是尼龍的，那么低端的產品，我的工人工資、原材料成本都上漲，一算成本，肯定做不了。這不是針對沃爾瑪，是針對全球采購商的。和我們自己公司的定位也有關。{page_break}

　　記者：你怎么看待代工公司目前的困境?

　　翁容弟：很簡單。純加工，沒有核心品牌，沒有核心技術，包括企業是純外貿型的。另外，對方的采購商也面臨金融危機。訂單不過來。乃至有些，聽說訂單過來了，可是制造方已經支撐不下去了，老板跑掉了。

　　記者：你是否有這種焦慮——這個行業本身而言蛋糕是不大的，而且競爭很激烈。

　　翁榮弟：這不是焦慮，這是我們要怎么來面對的事情。我們這個行業，其實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很大，所以凈利潤很微薄。這樣要想再進入，需要帶很多錢進來。

　　而且，我們總是講，只有夕陽的產品，沒有夕陽的行業。我們自己是越來越強了。

　　記者：可是有大量的行業看上去利潤是比較高的。

　　翁榮弟：爬得高，跌得重。我們做這個，做不死……哈哈。

　　記者：你個人的社交圈是什么樣子的?

　　翁榮弟：我們也沒有什么特殊的社交場合。主要是工廠。然后會聽聽課。主要還是在企業里。也不會刻意去參加什么活動。

　　記者：你們創業十四年，還碰到過什么艱難時刻?

　　翁榮弟：做企業的過程中當然會碰到一點挫折。但是很深的挫折我感覺也沒有碰到過。你說現在這個金融危機算什么?這次，對民營企業是最好的考驗。尤其警告你不要亂投資，不要這山望著那山高。投資股市的，包括追逐所謂高利潤行業的，現在可能都得到了教訓。所以，自己有些東西要想清楚。不要今天去做這個，明天去做那個，危機一來，緊張得不得了。

　　敏感性的東西少講，少碰。我們要做政府感興趣的事情。你真的要去投資，要用自有資金去投。當然我還是認為，基礎設施應該是政府去投資的，鐵路、公路，這不是你投的。讓我說，你連路邊樹苗的問題都解決不了。

　　外界只看到企業家成功的一面，談笑風生。但是他們內心可能是非常痛苦的。比如鋼鐵行業利潤高，很多人想做。可是行情好的時候鐵礦石價格上漲，行情不好的時候鋼鐵價格下跌……

　　記者：你怎么看企業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奶粉事件之后?

　　翁容弟：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我也有這個看法。這個吃死人的東西，他媽的怎么做出來了——三鹿好像還是國有企業。

　　政府對民營企業關心很多。其實企業家就像小孩子一樣的，你稍微給他一點鼓勵，他會拼死拼活做。但是過度的社會福利會養一批懶漢，這不可取，我們希望政府能夠考慮。當然基本的福利要有。

　　我是經常往外面走的。一些歐洲國家，我是不看好的。生活沒有激情，最后養了一批懶漢。天上會掉下餡餅來，不上班，照樣有工資領，何必要上班啊?甚至上班真正可以得到的工資，還不如一個下崗工人，那你說，誰還愿意去上班啊?中國人還是要艱苦創業、勤儉持家。這是我們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