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慈善營銷的新思路
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的慈善傳統的國家。自古以來,捐錢修路、修橋,碰到天災人禍時,自散家財周濟災民等等慈善的例子,不勝枚舉。前些日子東南亞大海嘯,我國眾多的普通百姓紛紛捐款,他們當然是沒有任何營銷目的的,只是體現一份愛心。
何謂慈善營銷
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慈善活動中提升企業形象,企業的這種慈善行為北稱為“慈善營銷”。這是我國營銷專業人士從事業關聯營銷和善因營銷概念中演繹出的一個新名詞。企業將商業目的與社會性的慈善目的相結合,通過非贏利機構(慈善組織),在對相關事項進行捐贈、資助的同時,達到提高產品銷售額、改善企業的社會形象、實現企業利潤的目的。
將慈善活動用于企業營銷,來源于社會營銷的觀念。
傳統的營銷觀念,關注點在于企業本身通過各種方式獲取盈利。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使得人們開始反思傳統的營銷觀念,于是出現了“社會營銷”這個觀念,即企業在實現自己的營銷目標時,方式上要保護或者提高消費者和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在中國的特殊境遇
在民眾和媒體對于中國富豪的語境中,慈善行為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因為它的背后的實在意義在于各種合理避稅等手段的傳言中對于企業家行為的一種觀望,胡潤的富豪榜和慈善榜的對比更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很多媒體關于西方企業家的捐助數億美元或者將90%以上的遺產留給社會的只言片語更是激發了公眾的不滿情緒。
貧富一直是一個社會中劃分人群的方法,所謂合理的社會就是貧富結構均衡流動的社會。中國社會關于貧富的發展軌跡可以說是從“勸富濟貧”到“劫富濟貧”再到“稅富濟貧”,逐漸從文化走向了制度。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在從不同的層面提出建議,媒體、明星、企業忙著舉行慈善酒會和捐助活動,網民則討論著關于“報恩”的話題,慈善和公益在中國似乎很熱鬧,而這種程式化和不誠摯的熱鬧,總不是真正產生熱量的火種。
從5.12汶川大地震看起
每次災難性事件發生后,我們總是會看到國企、民企、外企的身影。這些企業通過捐錢(物)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表達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成為許多企業的必然動作。這樣的必然動作因為企業國籍的不同、所有制的不同(國企、民企)也表現出了不同的慈善意識。
從下面的一組數字,我們依稀可以得出某種結論。截止到5月14日18:00,按照企業公布的捐款數額發現,捐贈數額達到千萬元以上的企業有70家左右,其中國企占據50%左右,民企占據大約25%的份額,剩余的25%由外企和臺企、港企共同組成。
美企一貫是這種情形下的模范生,它們活躍的身影頻頻出現在500萬元以下的捐贈數額中。
國企和民企,在“千萬陣營”中的,相信基本上都是你所熟悉的身影——中國移動、中國銀行、中國人壽、中國石化、中國人保……聯想、三一、吉利汽車、安踏、新希望……在這種突發性的事件中,它們是一貫的積極參與者.在500萬~999萬元捐贈區間,共有41家企業,其中國企和民企不分伯仲。
從數據上,我們可以看出,國企慷慨大方,民企踴躍積極,外企態度謹慎。
結論背后,凸現的是一種慈善性格
這樣的一個結果可能回太出乎人們的預料。
大型國企更注重政治覺悟,這樣的捐贈行動是它們的不二法則。在捐款中活躍的民企都屬于形象敏感型企業,它們一貫高調。外企捐贈數額不大,或者說捐助比較謹慎,是因為做慈善是它們的常規功能,它們更注重平時既定的慈善項目,而非突發事件。這種選擇也包含了對中國捐助管理機制的疑慮,跨國公司一向主張獨立操作、由慈善基金專項管理或者委托專業的救助類非營利為目標的非政府組織操作。”
如果僅僅從慈善行為的表面來看,似乎跨國公司與中國企業的慈善活動并無太大區別,從捐贈資金的數額來看,跨國公司似乎顯得略微吝嗇。但通過深入分析之后會發現,中國公司和跨國公司在捐贈理念、內在驅動力、捐贈的運作機制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中國企業的捐贈往往表現出一種突發性和短期性,捐贈活動沒有與企業的發展戰略和商業利益聯系起來,也沒有形成規范化、制度化的運作機制,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領導人的良心。跨國公司在企業捐贈方面有著成熟的“企業公民”理念,將企業捐贈與企業的發展戰略和商業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規范化、制度化的運作機制。
蓋茨先生——慈善“全身經營”
慈善不僅需要金錢,不僅需要愛心,更需要有能力、智慧的經營人才。過去,企業家參與慈善的方式,以“捐”為主,而蓋茨則開始“全身經營”,效率與效益自然不可同日而語。對蓋茨的期待並不在他巨額的捐款,更在于他以企業家的視野和能力來經營慈善,將公益的效率與永續的議題推向縱深。
怎樣讓慈善事業像在市場運作中一樣講求效率,這已是慈善經營的重要課題
我們期待著蓋茨先生把慈善領域推向一個新領域
李連杰——愛的傳染病
“功夫之王”李連杰,在經歷海嘯生死劫之后,投身公益,創新公益組織型態——壹基金,以一種企業化的思維推動慈善業的發展。該基金以積少成多的概念,推廣每個人每個月捐獻一塊錢的做法,用“創意+商業”的功夫破解公益事業的效率與可持續發展難題。
蓋茲巴菲特基金將壹基金的模式冠以“lovevirus(愛的傳染病)”的概念。壹基金以創意化的病毒式營銷,創出“一整套的、新型的公益模式”。這一公益模式,不是象傳統那樣簡單地讓某一個機構或者某一個“有錢人”捐出一筆巨款,而是要讓公益組織(壹基金)、企業(華誼)、普通的個體(消費者)都受到“愛的病毒”的感染。
王石——我們應該對你多一些理解
汶川大地震后,國內知名企業萬科捐贈200萬元,不少人認為這與其年銷售額1000億元的經營規模不相稱。
就此質疑,萬科董事長王石在其博客中指出,“我認為萬科捐出的200萬是合適的。這不僅是董事會授權的最大單項捐款數額,即使授權大過這個金額,我仍認為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中國是個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成為負擔。”此言一出,萬科與王石便身陷危機漩渦,為公眾輿論所抨責。
比爾•蓋茲與李連杰,正在用他們重新定位的慈善營銷推動這個世界改變慈善的習慣,將社會帶入一個新慈善時代。在地震那一刻,中國人看到的只是王石捐款數額的少,卻沒看到其對慈善事業的重新思考。
這是一場慈善新運動的開始,以企業化形態與創意化思維促進公益,將深刻地改變這個世界——不再以捐贈多少論慈善,參與人也不再一捐了之;用心“經營”對于公益事業而言越來越重要。然而,對于這樣一個新運動的到來,即使是最有影響力的商業經營領袖也缺乏應有的前瞻,中國人的仇富情節,讓王石,成了這個新運動的祭禮。
新慈善時代——慈善應成為企業的有效推動
作為一個理性而有思想的企業家,王石之言顯然無可厚非,因為他是已經看到或者說意識到了一種改變慈善方式使之永續的可能,及這一可能對于企業發展的戰略意義。
在“新慈善時代”,捐贈不應成為企業的負擔,他也可以成為企業成長現實而有效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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