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超收與超支的總根源

　　除過每年初財稅數據的公布、三月份的“兩會”、年底的“突擊花錢”等相對固定時間會重復形成財稅熱點話題之外，諸如涉稅紀念日，征納稅過程中的矛盾沖突事件，以及財稅機關出臺一個新的財稅政策，國家的涉稅涉財修法等等時機，無不被新老媒體高度追逐。近的看，對奧運會中國“每一枚金牌耗資7億元”問題的關注，對上半年24省份財政收入增速(除上海、北京和浙江的財政收入增速略低GDP外)，其他省區財政收入增速均超GDP增速問題的關注等等，無不成為國民最為關心的公共事件。事實上，各界對涉及財稅問題關注熱度的升溫，預示著一種社會建設正能量的聚集與增長，一種文明精神形態的生成與拔節，一種公民社會的自然、快速形成。

　　問題或在于，一方面，國民是基于本能的好奇心，渴望弄清楚這些涉及財稅事件背后的真實原因與機理;另一方面，國民也期待明白自己用血汗創獲并交給政府的財富，是否購買到了性價比高的公共產品與服務，比如安全、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等他們切切實實需要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到底是什么?

　　實際上，財稅收入高速增長不是一個新問題。可以說，從1994年新稅制改革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伴隨中國財稅改革實踐的全過程，也一直困擾著學界和社會各界。官方一貫給予的答案是：因為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民間的預選答案從來都多于官方的標準答案，認為高速增長的背后，既有中國特色“政治任務式”稅收征管機制的“高效”，也有現行稅制改革之初基于較低征管水平設定的較高稅率之模糊授權。因此，稅務機關才可能在“應收盡收”的名義下，持續推動財稅收入的超速增長。當然，也有現行財稅體制固有的“財權與財力失衡”導致的地方政府旺盛財稅需求的異化，以及稅務機關基于經費不足對地方政府不斷追加稅收任務的無奈。

　　毋庸諱言，伴隨財稅持續超收的，一定是財政支出的持續超支。持續超支或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持續的亂支與浪費，持續的結構性、方向性犯錯所導致的對國民真實需求的背離。具體說，一方面表現為被社會長期拷問的“三公消費”，行政成本的高居不下，以及腐敗與浪費。另一方面則表現為財政收入支出與民意的錯位。就是說，政府的所支，往往背離了國民的所需，實現的往往不是絕大多數國民的財稅意志，而是少數官員基于政績需求和“面子”需求的意志。一句話，國民交納稅費購買他們急迫需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性價比太低，國民的滿意度不高。

　　遺憾的是，對導致財稅收入超速增長及其相關問題原因的探討，大多數國民僅僅從數量的角度，感性的發言發聲，僅僅關注財稅收入的多少、國民稅負的輕重，稅負痛苦指數的排名順序等要素，從而去探討中國財稅面臨問題的根源，并開出相應的藥方。筆者愚見認為，雖不能完全否定這些觀點的價值和意義，包括其現實功德，但理性客觀地講，這些理解和分析，顯然未及中國財稅超收病因的根本與關鍵。

　　財稅收入的多少、國民稅負的輕重，稅負痛苦指數的排序，固然可以折射一種財稅體制的優劣，但根本說來，決定一種財稅體制優劣的關鍵要素是——這種體制是誰主導的：官員主導的，還是國民主導的?如果是國民主導的，豈不意味著，這種財稅體制體現的是絕大多數國民的財稅意志。如果這樣的話，財稅收入的多少、國民稅負的輕重，稅負痛苦指數的排序等等問題，豈不成為次要因素。因為那都是經過國民同意和允許的。反之，如果財稅體制官員是主導的，豈不體現的是官員的財稅意志，自然未經國民同意和允許。同樣，如果這樣的話，財稅收入的多少、國民稅負的輕重，稅負痛苦指數的排序等等問題，豈不也成為次要因素。可見，導致財稅收入長期超速增長，超過GDP增速的超速增長，其總根源無疑在于——國民權利主體地位的錯位與失位，在于財稅權力監督的失效。

　　換句話說，如果全體國民在財稅治理體系中的權利主體地位不歸位，得不到制度性保障的話，中國財稅收入超速超收，以及超支，也即結構性的低效問題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與徹底的解決。因為，國民在財稅治理體系中的權利主體地位問題，直接決定財稅權力的合法性大小，以及對財稅權力實施有效監督的效能大小問題，決定征納稅人之間權利與義務的公正與平等問題?自然，也關系著財稅規模的大小、增速的快慢、稅負的輕重、稅痛的大小，以及實際福利的多少、幸福感的大小等等問題。

　　可見，確立全體國民在財稅治理體系中的權利主體地位，這才是根治中國財稅長期超速增長、超支，以及秘密財政和支出結構性問題的不二法門，包括非稅收入問題的解決。舍此一切，都可能南轅北轍，或者事倍功半。難怪溫家寶總理一再告誡我們：“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