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外成本”應該多方分擔

　　湖北一家醫院的護士小陳(化名)三年前生了一個兒子,二孩政策后想給兒子添個妹妹,從而“兒女雙全”。盡管懷孕好幾個月,她仍然堅持上班,因為身邊有好幾個正式職工懷上二孩,她本來就不是具有編制的正式工,因此在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待工作格外謹慎。

　　不僅是醫院,不少高校也感受到來自扎堆生育二孩的壓力。湖北一所高校文科院系的負責人為扎堆生育感到非常頭疼,“本來這個專業女學生就多,近幾年招收的也是女博士,干了一兩年就打算要小孩了,再遇上二孩政策,已生育過的女教師也啟動二孩計劃。排課非常棘手,只好一名教師當兩個用,頂多個課程。”湖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就業處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湖北一家高校不得不通過院系調配來緩解扎堆懷二孩的問題。

　　然而不少用人單位并沒有這家高校如此人性化,于是懷孕二孩后績效獎金被扣,面臨解聘風險;簽訂承諾書,要求按照計劃懷孕,違反者主動辭職;限制懷孕的二孩員工名額,下發生育指導性計劃等新聞屢見報端。

　　由此一些企業對于女員工的態度逐漸轉變成“不用、盡量少用”,因為撇開兩次休產假的薪酬成本不說,一些女職工因為生孩子后請假、誤工等情況變多,精力、注意力也不及從前。可是用人單位采取簡單粗暴的強制措施對女性員工懷孕進行限制,不僅涉嫌違法,更無助于問題解決,甚至可能激化矛盾,并不是長久之計。

　　造成“二孩時代”就業歧視加劇的原因要從根源上找。傳統觀念的影響是不容忽略的,在人們的頭腦中,男性一般會被賦予更多的社會責任;而女性則更多地強調她們應該承擔家庭責任。這些因素會直接影響女性就業時的職業選擇和招聘方對求職者的選擇。

　　再一個是就業市場某些領域中女性求職者長期供大于求,無疑加劇了包括性別歧視在內的各種就業歧視的產生。

　　最后是企業追逐利潤的原因。女性在就業上一直存在性別劣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女性未來結婚、生育需要企業來承擔其休假所帶來的額外成本,但是作為一直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理性的經濟人”,考慮到現實中女性員工懷孕和生育期間帶來的時間和金錢成本,企業在招聘時往往拒絕錄用女性員工或者傾向于雇傭已經生育的女性。

　　周臘元認為,在全社會享受生育政策改革帶來的成果時,如果讓女性群體獨自“負重前行”,無疑是非常不公平的。全面二孩的實施將改善當今我國人口結構某些不合理的方面,是利國利民之舉。不應當因生育二孩而影響女性的勞動權益。緩解“二孩”政策對女性勞動權益帶來的負面影響,亟須探索出一條解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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