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反思：2017年 要錢還是要命？

　　去年夏天，一首神曲《感覺身體被掏空》橫空出世，迅速刷屏朋友圈。這首歌以一種搞笑戲謔的方式，唱出了當下許多職場人士的心聲——過度疲累，健康堪虞。“沒有女朋友、沒有性生活、無休止的熬夜加班”常常以段子的方式流傳，似乎不是為了喚起身體警覺和惕厲自省，而成為創業者宣達自我社會身份的一種麻醉。

　　聽起來可能有點震驚。最近由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和歐洲航空安全組織(Eurocontrol)聯合調研的報告顯示，超過半數的商業航空飛行員表示，他們在空中航行時曾經陷入睡眠，但他們的航空公司雇主卻并未將飛行員的過度勞累和疲勞駕駛當一回事，低價航空公司尤其嚴重。

　　事實上，有些航空公司還曾經迫使飛行員連續工作20個小時，卻沒有給予足夠的時間休整，這種對待疲勞的態度已經是造成航空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將飛行員疲勞定義為“由于睡眠缺失、晝夜節律顛倒或工作超負荷所導致的精神或身體行為能力降低的一種生理狀態”。

　　12月，滴滴大數據揭示的國內公司加班“最狠”排名也令人震驚，許多知名公司不出意外地悉數上榜。震驚之余，我們也看到另一種解讀的聲音，這些加班文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公司不上這個榜，多多少少可能意味著這家公司并不夠繁茂力強，忙碌成為了公司生命力的一個重要指示器，而員工則不得不主動或被動地適應加班。

　　艾媒咨詢集團《2016年中國互聯網創業者健康調查報告》也揭示，加班文化已成為創業企業和大公司的標配。實行全體員工996工作制的58同城并非孤例，華為員工要簽訂《奮斗者申請協議》，阿里巴巴則不招聘那些不接受加班的員工。

　　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互聯網創業者睡眠時間普遍較短，創業者為了緊貼行業最新動向，不得不時刻保持精神以適應外界環境的變化。與此相對應的是，創業者普遍感到勞累、焦慮和心情抑郁，身體健康極受影響。

　　慢性疾病是一種非傳染性疾病，其持續時間較長，不會自然消失，也很少能徹底治愈。這些病癥發展緩慢，發病時間范圍可從出生到生命晚期。一旦達到某些具體的癥狀或診斷的閾值，慢性病癥基本上會成為一個人余生的永久特征。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臟病、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關節炎、肌肉骨骼病癥、腎臟疾病、HIV / AIDS和多發性硬化癥等。

　　在富裕國家中，2015年DALYs的首要因素是缺血性心臟病，通常和高膽固醇和肥胖相關，而排在第二位的則是肩頸腰背痛。如果是全球性排名的話，第一名仍然是缺血性心臟病，肩頸腰背痛還能排在第四位，而1990年這個病卻在前十名之外——第12名。在大多數國家，肩頸腰背痛都是導致DALYs的首要原因，相比2005年，這個病癥的發生率至少上升了17%。

　　肩頸腰背痛當然和我們長期伏案工作、久坐不動、缺乏運動有關，但全球疾病負擔研究的作者、華盛頓大學全球健康教授Theo Vos指出，雖然1990年我們的日常生活并沒有長時間和屏幕粘連，但那時候肩頸腰背痛也是主要病癥之一，而現代服務業和農業中的人們更易罹患肩頸腰背痛，而非我們想當然的在屏幕前打字或發短信。也許在1990年以前，肩頸腰背痛主要是來源于體力勞作對肌體的勞損，但至少現在中青年人的肩頸腰背痛，則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體力勞作與鍛煉的缺失所帶來的肌體自然鈍化。

　　排名首位的缺血性心臟病給我們帶來的沖擊就更加明顯可見了。愛立信中國總裁楊邁，54歲猝死;麥當勞首席執行官吉姆，60歲心臟病突發死亡;網易前代理首席執行官孫德棣，38歲過勞猝死;百事通公司首席運營官吳征，39歲突發心臟病死亡;淘寶店主御泥坊創始人吳立君，36歲腦部靜脈竇血栓死亡……

　　全球CEO的最大殺手是心臟病發作，這要占到醫療保險成本和死亡病例的60%以上。CEO們長期致力于獲得成功，并享受與之相伴的一系列福利待遇，但其實是冒著個人健康的巨大風險。心臟病發作有8個危險因素值得注意，其中有6個是在我們的可控范圍之內，它們包括：高血壓、高膽固醇、糖尿病、吸煙、超重、身體不運動、年齡和具有心臟病的家族史。

　　但不幸的是，統計數據顯示，CEO們面臨的健康問題似乎并不可控：82.05%的CEO們身體超重或肥胖，35.9%有高血壓，12.82%有糖尿病，23.08%有高膽固醇;69.23%的CEO們身體狀況堪憂，其中58.97%雙手下垂不能夠到自己的腳趾，61.54%做不了一個簡單的引體向上或仰臥起坐，更有28.2%自從告別青少年后就再也沒有運動過。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100%的CEO們都遭遇了不同程度上的壓力慢性病，如頭痛、哮喘、潰瘍和背痛等。

　　慢性病不僅侵蝕身體，許多精神疾病也發端于慢性病，而且目前也沒有永久治愈的方案，比如很多人罹患慢性病后也得了抑郁癥。事實上，抑郁癥是慢性疾病最常見的并發癥之一。

　　許多員工在工作場所中備受精神疾病困擾，但這個事實通常被忽視了，因為它們往往隱藏在工作中。美國一項針對15-54歲的受雇用人士的代表性調查表明，這些人中18%都表示，他們至少在上個月就經歷過精神健康障礙的癥狀。

　　但由于是精神障礙，這些員工可能不愿意尋求治療或讓公司知道，特別在經濟環境不穩定的情況下，害怕這會危及他們當前的工作。而這些得不到承認和未經治療的精神問題，不僅損害了個人的健康和職業，也降低了工作的生產率。

　　精神健康問題的常見癥狀包括抑郁癥、雙相型情感障礙、注意力缺失癥和焦慮等，而且這些癥狀在工作場所的表現和其他環境不同。雖然這些癥狀可能不被注意，但經濟后果卻是有形的，它們通常表現為員工在工作日缺勤(absenteeism)或假性出席(presenteeism)的生產力下降。一項針對25個慢性病和精神健康問題所造成的財務影響的研究發現，抑郁癥造成的直接和間接影響排在了第一位，焦慮排在第五位，而肥胖、關節炎和肩頸腰背痛則排在兩者之間。

　　伍迪·艾倫曾經說過，生活中80%的成功要歸因于出席。但工作場所的假性出席應該不在此列，帶病出工的員工并不能在工作中發揮出他們的最大效能，他們的工作生產力大概會降低1/3之多，而且出席主義事實上要比缺勤造成更大的公司生產力下降。缺勤是可見的，但出席中的員工們是否帶病堅持工作，通常并不可見，人們并不知道其他人的真實感受。研究表明，由抑郁癥和疼痛引起的在職生產率損失，大約比這些員工直接在家休假時的生產率損失要高出三倍之多。

　　假性出席通常是指員工在生病或精神壓力過大而無法專心工作時還照常上班的情況，但在上班文化相對更不自由的亞洲國家中，假性出席還可以擴展到非病理領域。

　　許多公司員工為了證明自己的勤勉忠誠，即使工作已經完成了，但只要領導還在忙碌就不敢走，還要裝出一副投入工作的表象，而且很多公司領導也特別享受這樣的加班“廝守”。有些公司管理者無論是否有工作可做，都希望員工出勤上班，在公司呆得越晚越好。還有些員工和管理者則認為，自己太過重要而不能缺勤。而在我們的傳統認知中，對于堅持出勤的人也總是不乏贊頌之聲，客觀上也在助長這樣的風氣，盡管其實際效用是適得其反的。

　　在社會學學者看來，從工業社會進入消費社會，我們身體的被剝奪感也發生了改變。工業社會暗含著生產資料層面的剝削關系，并主要以財富和金錢來衡量社會中的階層，而在消費社會中，階級和階層關系的塑造則是用文化來對身體和情感進行剝奪，而情感又由財富和消費來定價。

　　進入消費社會后，我們的身體是高度物質化的，而商業社會則通過話語對身體的物質特性進行遴選和凸顯，從而使身體具有了文化意義。在這個背景下，身體被階層化，成為創造身份邊界的重要工具。

　　從這個視角審視我們當前的創業文化可以發現，“沒有女朋友、沒有性生活、無休止的熬夜加班”常常以段子的方式流傳，似乎不是為了喚起身體警覺和惕厲自省，而成為創業者宣達自我社會身份的一種麻醉。這個時候，身體已經背叛了我們的主體，它成為屈從于整個社會價值系統的一個工具。在向資本這個權力中心靠攏的過程中，身體喪失了對權力的批判性，總是不停地向主體索求無度，甚至自覺自愿地通過透支行為來獲取社會系統認可的某種價值。

　　如果說創業者和普通雇員愿意為了經濟上的聞達而自愿透支身體健康的話，那么那些功成名就的高管們為何還無法止歇，冒著犧牲身體健康的風險?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奚愷元教授在其論文中將這一現象稱為“過度掙錢行為”(over-earning)：人們會堅持到被擊垮而非擁有的東西足夠多時，才可能會放慢工作的步伐。這種“過度掙錢”而身體健康卻艱于及時反應，在人們面臨高收益率的時候更加明顯。

　　2012年，谷歌公司創始人拉里·佩奇曾經一度失聲，當時市場上紛紛猜測他可能患有疾病。在他康復后，一次公開演講中，拉里·佩奇論述未來人們的工作與生活圖景時，引用了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的話說：我們長期以來接受的訓練是努力奮斗，但卻忘記了享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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